《春风文艺》创刊于1946年6月，1947年5月改名《春风》，1949年4月停刊，历时三年，共出3卷36期。其中第—卷为4开4版周报，自1946年6月24日至同年10月30日，共出15期；第二卷为16开本半月刊，自1947年3月至同年9月，共出12期；第三卷为32开本半月刊，自1948年10月16日至1949年3月16日，共出9期。另外，还出版单行本《春风文丛》4辑。解放前，宁波先后出版过各种期刊百余种，《春风文艺》与《春风》是历时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一种。

　　《春风文艺》的创办人是陈载和俞梦魁。陈载原名戴礼尧，奉化萧王庙人，宁波高工学生。抗日战争时，曾主编《流亡青年》等刊物，1946来甬。解放初期曾在《宁波时报》社工作，不久病故。俞梦魁是鄞县宝幢人，原《宁波日报》副刊编辑、采访课长。刊物所以定名《春风》，主要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进步报刊，经常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诗作标题、做文章，用意十分清楚。

　　《春风文艺》由春风文艺社负责出版。春风文艺社社务委员会，由庄禹梅、陈载、俞梦魁、蔡志达、陈溪谷、施定廉、张泰烈、徐吹、吕倩如、顾绥之等组成。推庄禹梅为社长，陈载为总编辑。俞梦魁为发行人。庄禹梅是1929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因参加工人运动和地下斗争，曾四次被捕入狱。社委成员徐吹(原名汪诚功，现名徐朗)，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以小学教师职务作掩护，负责宁波文化界统战工作。吕倩如，中共党员，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来后，当时在《宁波时事公报》社工作，其余社委成员大部分是宁波各报社的编辑、记者和中等学校的老师，大家为了同一目标站到同一条战线上。

　　春风文艺社社址在光裕里126号。《春风文艺》的内容有诗歌、散文、小说、译文，第三版辟为“习作园地”，专门提供发表青年学生的习作。《春风文艺》第一卷发表过的主要作品有：酒泉的《鲁迅先生十年祭》，徐昌霖《作家们的笔》，适因《人民是不朽的》，麦野青《人类爱——厨川白村与高尔基》，何俊瑞《高尔基一二事》，张帆《官民之间》，大力《被宰割的人民棗<八月的乡村>读后》，臧克家《加上八年看》，凤子《当你一个人的时候》；还有—批翻译作品，如孙用译的波泰夫诗《我的祷告》，翁心惠译朗非罗诗《生之歌》，门丁译哥兹米斯《守财奴和他底儿子》等。《春风文艺》的出版，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当时读者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它在黑暗的宁波举起了“义旗”，放响“警炮”。这也说明《春风文艺》在当时宁波社会上、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

　　《春风文艺》出版后，还得到全国许多著名作家的鼓励和支持。茅盾、郭沫若、许广平、胡风、邵荃麟、叶圣陶、冯雪峰、谷斯范、王统照、臧克家、凤子、许杰、唐弢、谢狱等，先后寄来亲笔题词、贺信和诗文。这些题词、贺信和诗文，分别刊登在《春风文艺》和《春风》上。茅盾的题词是：“正视现实，把握真理。”许广平在贺信中说：“奉到贵刊，我感到欢欣和惊奇……在荒芜的园地里，骤然看到一棵野蔷薇，就是野的吧！它有花，它有刺，野的更生动、泼辣，我们珍视它，如同在自己的园圃里。”郭沫若、胡风等都写来长信表示祝贺。老教育家陶行知专门为《春风》写来热情洋溢的《春风颂》：“为大家而写，为小孩而写，钻进大众小孩的队伍里去，和他们共患难同喜悦。向大众小孩学习，写出他们心头所要说。要做到一闻牛粪诗百篇，风花雪月都变节。如果写的作品，大众小孩满屋贴、满街贴、满乡贴；不但高兴看、高兴谈、高声唱，高兴干得有力量，而且还要拿起笔来自己写棗写他们自己奋斗、创造、肚子瘪，那才算妙绝。”著名作家的题词、贺信和诗文，给编者和读者指明方向，带来很大的鼓舞与力量。

　　纯文艺刊物与现实生活毕竟有一定距离，不能满足多方面读者的需要，因而许多读者提出要求将《春风文艺》改为综合性刊物。当时郭沫若同志为此专门来信，希望把刊物办得地方化一点，更加现实主义一点。郭老在信中指出：

　　在目前政治上不民主和经济危机全面化的情况下，要望“春风”的解冻，那不会是简单的局部的问题。据我所知道，上海乃至全国整个出版事业，似乎都和你们一样遭受极端困窘的境遇。

　　单为《春风》设想，我觉得你们似乎应该使它成为更彻底的地方性的人民性的刊物。你们的优点是在地方，更和地方上的人民生活接近，这应该成为你们的主要的关心对象。你们似乎应该向这个对象深入，不要学上海滩上的文士样，高谈海外而闲却自己的眼前。把头沉下去，多了解地方上的利弊，人民的甘苦，在那黑土里扎下根，再迸出芽苗来。那样你们便可以和地方上的人民打成一片，恐怕在经济上也就会有出路了。

　　这种功夫是应该刻苦练习的，打破那种同人杂志型的小俱乐部作风，而切实地学习到为人民服务的新现实主义的方法。‘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乞食学贫儿’，我们中国的文艺界差不多整个都犯了这个毛病。我们的‘无尽藏’是什么呢?请各位朋友作答。

　　祝你们不断的努力。

　　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在飞涨，维持刊物出版的经费十分困难。《春风文艺》出到第15期，决定暂时停刊休整，由总编辑陈载去上海，杭州等地，一面广泛征求刊物改版意见，一面筹募办刊物的经费。最后根据郭老和各方面意见，决定将《春风文艺》从纯文艺周报，改为综合性的《春风》半月刊，原来4开4版改为l6开本。1947年6月24日，是《春风文艺》创刊一周年纪念，综合性半月刊《春风》第二卷第一期在这一天正式出版。社址由光裕里移到江北岸玛瑙路72号，刊物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宁波分社和甬江书报服务社总发行。原发行人俞梦魁这时已离开《春风》，去办另一个刊物《甬潮》。《春风》从第二卷一期起不再设发行人，实行主编负责制，由原社委成员陈载、路萍(蔡志达)共同担任主编工作，编辑有顾绥之、胡人、张泰烈、冯和澜等。

　　改版后的《春风》，增辟以杂文为主的专栏“甬江潮”，对国内外新近发生的重大政治性事件，每期用一半左右的篇幅，组织特稿、专文，作全面、客观、比较公正的评论。当时政局动荡，社会不安，读者对国内外大事十分关心。宁波无其他政治性刊物，《春风》在这方面尽最大可能满是读者的要求。第二卷《春风》发表过的主要特稿、专文有；胡育琦《多事的西北角》、蔡萍《匈牙利政局看美苏关系》、海萍《青年画家黄永玉》、云观(高尔基逝世周年祭》、绿野《接待寺之春》、张罗《春风是绝不会孤独的》等。

　　解放战争期间，特别是1946年与1947年，宁波经常有话剧演出，《春风文艺》与《春风》正好在这两年出版，它经常组织专版、专栏、特刊，推荐和评论演出的话剧，对推动宁波剧运也有一定影响。被推荐和评论的话剧有《夜店》、《家》、《原野》、《升官图》、《新官上任》、《金玉满堂》、《芳草天涯》和《魔窟》等。这些话剧对于揭露与鞭笞当时黑暗社会，追求与讴歌即将来临的光明，起过一定的作用。

　　《春风》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兼职，编辑人员写稿也不拿稿费。为维持《春风》的出版，有的编辑把心爱的原子笔卖了，有的把复员费也垫进去，还经常借高利贷买白报纸，付印刷费。后来若不是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春风》早就停刊。为筹募经费，春风文艺社曾组织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与《春风》只有经济上的关系，没有编辑业务关系，即董事会不干涉《春风》的编辑方针与编辑业务。董事会的董事长，由宁波青年会总干事倪德昭担任，董事有冯梯云、蔡竹屏等。每个董事捐资旧法币50万元，支持《春风》出版。另外，春风文艺社曾开展征求荣誉社友，征求长期订户，组织春风剧团演出话剧筹募基金等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广大读者都积极响应。有些读者知道《春风》经费拮据，出版有困难，他们不留姓名、不留地址，把钱汇到、送到编辑部表示支援，使人感动。无奈国统区的物价日夜飞涨，董事会和各种募款活动都无济于事，改版后的《春风》半月刊仅出了12期，又被迫停刊，改出不定期的《春风文丛》。

　　《春风文丛》为32开本，每期30页左右。由于人员变动，又重新组织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主编陈载，编辑委员路萍、张泰烈、顾绥之、云观、司徒犁、水深(胡春)。《春风文丛》出了4期，由开明书店、振新书局、四明书局经售。后来终因经济困难，主编陈载离开宁波。苦撑了两年的《春风》于1948年6月半途夭折。

　　淮海战役前后，正当江南草木开始凋零之时，夭折近半年的《春风》，又意外的复活了。《春风》第二卷第一期于1948年10月16日出版，仍为综合性半月刊，由16开本改为32开本。第三卷《春风》由蔡竹屏担任社长和发行人。所有经费由蔡一人负担(蔡竹屏在抗日战争中，曾任余姚、黄岩、温岭县县长，创办过《民生日报》。战后从商，在上海华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在蔡接办《春风》时，原社委和编委成员，有很多人上四明山根据地参加革命，也有些人离甬出走，留在宁波的已经不多。这样，又组织了一个编委会，成员是蔡竹屏、李斐(苏菲)、蔡志达、吕漠野、翁亭(翁心惠)、林世堂、周克任、陈英烈、董振丕。编委分工：专论编辑蔡志达、陈英烈，语文编辑吕漠野、林世堂、翁亭、周克任，文艺编辑苏菲、俞梦魁.设计董振丕。为扩大影响，便于组稿，还聘请一批知名人士为特约撰稿人，(以姓氏笔划为序)有毛翼虎、李白凤、李一痕、马孟宗、范泉、陈溪谷、唐弢、曹湘渠、庄禹梅、黄永玉、麦杆、麦野青、梅林、臧克家、谢狱等。

　　《春风》复刊后，社址移到和义路33号。内容、风格基本上与过去一样.但最大的变化是增加“半月风雨”专栏。“半月风雨”放在《春风》首页，每期有15—20则短文，以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报刊上的各种新闻为素材，用喜笑怒骂的笔调借题做文章，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半月风雨”虽然是三言两语。但作者、编者在当时是冒着刊物被封和作者坐牢的危险。现在抄录几则如下：

　　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国民党许多达官贵人。纷纷逃往国外、港台。“半月风雨”的短文是；

　　“政府命令：除非因公或特许者外，任何人不得赴香港。于是有人推测：胡好之(胡文虎之子)去港或系‘特许’，孔令侃(孔祥熙之子)赴香港，还是‘因公’。而且孔令侃又回沪了，与总统夫人同车进出，这样的人，岂是犯法的人吗?”(《春风》三卷一期)

　　国统区物价飞涨，国民党许多要人套购外汇，“半月风雨”揭露说：

　　“报载宋子文于改币前夕，以公款私套港汇，因此引起监察院注意，进行密查。于是有人以此案结果与宋子文会否上特刑庭，作为打赌的材料。不知《春风》读者，高见为何?”(《春风》三卷一期) “《新闻报》载：南京某要人囤米二万多石，蒋总统令售予民食，但未见判刑。同日又载，上海德大米号某人，囤米十二石，判徒刑四个月。有人问我，何以两者待遇不同?我说因为一个是‘某人’，一个‘某要人’，相差一个“要”字之故”。(《春风》三卷三期)

　　对国统区的所谓“限价”、“收购黄金”，老百姓最关心、最气愤，“半月风雨”几乎每期都有揭露文章。

　　“政府先以限价收黄金，再以涨价售黄金。后以加上平衡费抬高黄金价格，现在索性用黄金公债来出卖‘纸上黄金’，算盘之精明，使江厦街钱庄先生们大为吃惊。”(《春风》三卷八期)

　　当时有不少好心的读者和朋友，看到“半月风雨”的揭露如此尖锐，而且还指名道姓，担心刊物被封，纷纷向编辑部和作者写信劝阻。编辑部和作者除感谢读者的爱护与关心外，还多次公开声明、表态，指出《春风》上刊登的各种稿件，有时候难免要暴露黑暗，那该归罪现实，不能加罪《春风》和作者。并且严正指出，决不让“半月风雨”变成“半月笙歌”。

　　《春风》复刊后，从三卷五期起，封面由漫画家丰子恺题字设计。每期封面都刊登一幅有现实意义的木刻，如著名木刻家李桦的《迎春》、黄永玉的《失去的乐园》、可扬的《我的金子、我的银子》、《迎接好日子》、树艺的《苦难的岁月》、克萍的《万象回春》、力群的《修纺车》等，先后在《春风》封面上发表。

　　在《春风》第三卷刊登过的重要文章，有谷斯范的《爱那些善的，仇那些恶的》，叶圣陶的《文艺创作》，邵荃麟《人·生活·文学》，赵清阁《回春之药》，许杰《生命藏战斗》，谢狱《外国委员与臭虫》，野夫《木刻的创作与欣赏》，羊城彦《战争与和平》，溪谷《略谈慈善之类》，孟马宗《从战局看大局》等。

　　《春风》第三卷共出九期，原想坚持到宁波解放，第十期稿子已经发到印刷厂，5月3日杭州解放，承印《春风》的《宁波日报》印刷厂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搬迁去定海，致使《春风》无法排印，这本坚持三年的刊物因而停刊。

　　春风文艺社还曾参加上海进步文艺团体——上海文联。

　　《春风文艺》和《春风》，在当时霜冻气候中，曾给宁波带来一丝温暖，一缕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