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凤青
生于1947年，本是养尊处优的“陆家小姐”，援疆长达五十一年。本以为一辈子在新疆落根，辗转回到家乡上海。历经苦难却坚韧勇敢。
3月4日，母亲在上海走了，就在羊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早晨。这一天，宁波飘下了2015年的第一场小雪。3月8日，母亲的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这一天，上海也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眼中的泪、心里的痛，空中的雨雪，交织着生命的不舍与感怀，拉扯着遥远的岁月与记忆。
一、出生
母亲生于1947年陷入内战的特殊时期，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陆福生是民国20年上海美丰五金机器厂的创始人。经过陆双福、陆福生兄弟多年打拼，当时的美丰五金机器厂在行业内也是小有名气。1956年，公私合营的大运动中，美丰五金机器厂与24家小厂及个体作坊共同合并为上海轴承滚子厂(这段历史被记录在《上海轴承志》中)。伴随着公私合营，曾经家境不错的“陆家小姐”也成为了普通群众中的一员，只是头上还顶着“民族资本家”的家庭成分。
1964年，未满17岁、刚初中毕业的母亲与同学一起在影院里看了一部反映新疆建设兵团的纪录片《军垦战歌》，年轻的她与同学们一样，看得热血沸腾，又被影院外号召去建设新疆的广播所感染，未与父母做任何商量，直接在现场报了名去新疆。从那一刻这个偶然的决定开始，再到她最终在上海的离世，她用了整整五十一年的时间才又回到曾经的出发地——上海。
二、入疆
1964年，领了一套军装的母亲兴冲冲的在照相馆留影，娇美形象的照片甚至还很长一段时间里摆在照相馆的橱窗中陈列。一列列知青的火车从上海出发，夹杂着父母的哭泣和青年的歌声一路向西。母亲被分到地处新疆奎屯高泉镇的农七师一二四团。远离故乡、远离亲朋，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起，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从此在祖国的陇海线上，串起了乡愁与守望。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一段由梦开启的征程，在欢笑与泪水中，记录了岁月与历史。
飒爽英姿的军装记忆是短暂的，而拿起镐头、挑起水桶、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就几乎成为了兵团生活的全部，这样的岁月一晃五年。在新疆，六十年代共有母亲这样的上海知青多达99376名。单她所在的江宁街道在一二四团的有156名上海籍知青，其中66名、33对成为了夫妻。而母亲，因为母亲的母亲原因，没有成为“内部消化”其中的一员。
三、结合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始终牵挂着远在新疆的女儿，而那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她找寻一个可靠的人托付终身。我的外婆家与我的奶奶家算是街坊，一家住在江宁路口，一家住在海防路口，相隔不过几十米。此时我的父亲也在新疆，在母亲所在团场更西边的伊宁，而来到新疆的“革命理由”没有母亲那么高大上，因为我爷爷曾经黄埔军校、国民党的身份背景，父亲的远赴新疆更像是一种发配，抑或是一种家庭救赎。对于从没有去过的新疆，两家的老人都是极其陌生的，而街坊的相熟、相见，让两个老人觉得撮合在新疆的两边子女成为一家应该是件好事。他们几次希望在上海安排两人见面相亲，但是在那个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安排始终没有成行。
母亲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是母亲回到上海探亲后，带着我奶奶给父亲准备的东西，专程去了一趟伊宁。既是上海同乡，又是邻居街坊，还是父母牵线相亲的对象，天生的亲近感让初次见面的陌生感顿然消失。就在母亲帮助父亲打扫宿舍、洗衣服时，当时父亲单位伊犁州粮食局与对面州银行之间发生武斗，几颗炮弹把宿舍所在地夷为平地，父亲仅有的财物随之化为灰烬。惊慌失措、一无所有的父母两人逃往伊宁县粮库、父亲的同学处避难。在一群同学的鼓噪下，领了父母媒妁之言的两个年轻生命就在几发偶然爆炸的炮弹催促下，在很短的时间内，由浑然不知的陌生人成为了家人。有意思的是，母亲到伊宁找寻父亲，在伊犁州粮食局大院偶然问询的第一个人，二十七年后竟然成为了我的岳母。
四、闯关
1969年，一个“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儿子”和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女儿”就在远离故乡的新疆伊宁市成为了“革命夫妻”。从这一年开始，我的父母一起携手走过了整整四十六年的婚姻旅程。从1970年至1975年的岁月里，我们兄弟三个相继诞生。与很多普通家庭一样，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几乎成为母亲生活的全部。在那个物质匮乏、收入微薄的年代，抚养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也非易事，近乎偏执的节俭甚至成为她终身的一种习惯。
当我们整理家中的老照片时，发现母亲的经历就像现在的“游戏闯关”，从第一孩子出生到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从第一个孩子的小学、中学、大学到第三个小孩的小学、中学、大学；从第一个孩子的结婚、生子再到第三个小孩的结婚、生子…母亲的这个人生“闯关”从1964年只身一人进疆到1970年第一个儿子开始，再到2009年第四个孙辈的诞生，一大家子总共十二位的生命的结合与繁衍，充满了太多的未知与偶然，却铸就了每一个家庭专属的历程。近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母亲完成了她相夫教子、子孙满堂的家庭理想。人生太多的环节、诸多的细节也耗尽了母亲上万个日日夜夜的岁月辛劳与奔波。不能说我们的家庭有多么的成功、美满，但母亲为所有家庭成员倾注了她能给予的全部，毫无保留直至终老。
五、出疆
也许是出于对自身命运的不甘，也许是出于对故乡的思念，也许是出于对子女的期许，从我懂事开始，母亲就经常把“回上海”挂在嘴边。记得还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说是要打仗啦，学校里也对孩子进行防空演习，家里也开始对行李打包，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后来也不了了之了。还有一次，经母亲的堂姐牵线，全家都准备整体调动、搬迁至舟山的沈家门。也由于被边缘化的父亲突然被恢复政策、提升到领导岗位再次中止。
1989年的夏天，突然收到一份文件，说是上海知青可有一名年满16岁的子女落实政策落户上海。我的弟弟小学前都养在上海，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他回去比较合适，但他那年未满16岁。母亲唯恐政策有变，带着一脸青春痘的我就急不可耐的登上返回上海的火车，我至今记得母亲肩扛着两个大包在拥挤的人流中快速的挤上火车，留下一脸茫然的我在后面无助的尾随。而这一年遭遇那年学潮，本可以顺利考到内地上大学的大哥，也因为内地高校对新疆招生缩编，最终遗憾的在新疆上的大学。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一年让正逢高考的老大回上海是最合适的，因为比他高考低十来分的知青子女回沪后都被交大录取了。人生就是这么偶然，我回到上海的道路也颇为曲折，甚至引发了亲戚间的不愉快，两年后因为身体原因，我也被一棒子“敲”回了新疆，但母亲怂恿下的“出疆回内地”的主旋律随着1995年我弟弟在张家港的落户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其实到了退休前后的父母，已经对“回上海”不再抱任何期待，一方面对于新疆的生活越来越适应，另一方面也逐步接受“老来随子”的传统观念。2007年父亲在乌鲁木齐脑梗住院，让还抚养着一对双胞胎的大哥苦不堪言。2008年，父母来到我辗转多个城市后落脚的宁波。2011年，在新疆工作的大哥也被单位调回了上海总部。至此，母亲曾经返回内地的愿望终告结束。三个兄弟分处长三角的江浙沪，几乎每个周末、每个节假日，父母都能够和至少一家子女在一起相聚、从他们来到宁波的日子算起，我们一大家子相处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前些年的总和。
六、告别
母亲差不多是在2010年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名为路易体痴呆的老年病症，从早期的生理反应较为缓慢相比，该病症到中后期就显现出较大的肌体机能衰退，几乎每一年一项较为重要的功能就在逐步丧失。在尚能与我们沟通的时候，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辈子，我满足了。起初的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似乎完成人生任务的她，正在用超出我们预计的速度在向我们告别。不知从哪一天起，她不再能够自主大小便；不知从哪一天起，她不再能够独立行走；不知从哪一天起，她不再能够正常交流；不知从哪一天起，她就躺在床上再没有起来……这样无法掌控的日子，我们始终都在祈祷让时间再慢一些，并且用力所能及的努力能够延缓与延长母亲逝去的脚步。
2014年7月至2015年3月，从宁波转院至上海的母亲在家乡度过了她最后的一段时光。当我们兄弟三个在准备母亲的追悼会时，翻阅了数千张家庭不同时期的照片，母亲几乎每一张都保持着她和蔼的笑容；我们聊起数十年岁月里家庭的大事小事，母亲几乎什么时候都觉得可以笑着面对；我们谈起母亲对家庭的付出、贡献时，我们不约而同说起了宽容、知足、节俭、以身作则。为表达对母亲的敬意，我们兄弟三个决定自己亲自主持、操持母亲的追悼会。我们在灵堂喷晒了她熟悉的伊犁河谷薰衣草精油；为她写下“凤舞沪彊，一生辛劳终归巢；青春芳华，相夫教子福满堂”的挽幛；由她的老三担任主持司仪，由她的老二、我负责介绍母亲的生平，由她的老大代表家属做致谢词。我们兄弟三个甚至四十余年第一次置办了统一的服装，只为与母亲这次“哀而不悲”的人生告别。这一生，您做我们的母亲，我们做您的儿子都很幸福、满足！
人生，有时是何其的短暂，也许寥寥数笔就是匆匆一生。而人生又是那么的奇妙，由太多的偶然一个个串起。有时在想，母亲要是没有看那场电影；没有那发炮弹；没有那次升迁；没有那次落实政策；没有那场脑梗；没有那个毛病……人生，也许有太多的机会被一次偶然改写，而每个人的人生恰恰被许多莫名其妙的偶然左右着、推动着。也许所谓的不幸，就是太多的偶然串起了一些事故；而所谓的幸运，可能就是太多的偶然串起了一些故事。我感恩，和母亲一起拥有并记忆她生命中的偶然、我生命中的必然以及面对生命轮回中的释然。
黄江伟 执笔
编辑著名营销策划、品牌管理专家；
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工商技术职业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宁波民营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宁波职业经理人协会副会长、宁波营销协会副会长、甬商高峰论坛总策划等；
中国杰出营销奖评委、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市场学会工业品营销研究院营销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评论特约研究员、浙商研究会等机构研究员；
《中国商业评论》、《销售与市场》、中国管理传播网等国内数十家财经、营销类报刊及网站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