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第一次吃螃蟹
卢可镇宁海县原桑洲公社桑洲大队党支部书记
图为卢可镇(右)、叶秀年(左)、金房明三人一起回忆当年的情景。(孙吉晶 摄) 我市最大的种粮大户之一——鄞州区姜山镇的卢方兴(右一)正用进口的摆秧机制作晚稻秧盘。2008年卢方兴晚稻种植面积超过600亩。(记者 严 龙 摄) 本报记者 孙吉晶
1979年，我在当时的宁海县桑洲公社桑洲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桑洲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460余户人家1070余人，连旱地算在内，只有290亩田地，人均不到3分地。大队社员一年苦到头，正劳力一天只赚5角到7角，年均收入不足300元。在当时，做农民，却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还要靠国家供应，每年1月到5月，发5个月粮票，人均50公斤左右。
也就在那一年，我听到部分外出的木匠说安徽在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农民很拥护。于是，我私底里向当时分管农业的公社副主任叶秀年说起分田一事。
桑洲土地少，人口多。叶秀年1972年就来公社工作，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听了我的话，他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暗示可以“试试看”。
风声一传出，我所在的第一生产队28户社员积极响应，每天有人到家里来问什么时候可以分田？倒是几个大队干部，心里还有点犹犹豫豫，认为分田到户了，以后我们说话还有没有人听。于是，我就表了态，大不了不要这10元的补贴，大不了我一个人去坐牢。当时，大队干部并没有工资，但每月有10元钱的“误工补贴”。听了我的话，其他干部就不吭声了。就这样，分田到户工作偷偷摸摸搞上了。真没想到，30年前，我成了宁波地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了尽量做到公正，分田之前，由队长、会计、出纳组成估产小组，每一块田块按土壤条件、水利条件进行定产。先按照口粮比例分田，然后是耕牛、农具折价卖给社员；仓库屋什么的，则几户拼一间，直接分给社员。一二天时间就分好了。社员们都很高兴。
分田到户后，每户人家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了。1980年是春粮第一个丰收年。分到了田的社员几乎家家户户有好收成。桑洲村村民金房明一家六口人当年分到了两亩地，稻、麦两季收了1000多公斤。他特意从桑洲集市上买来一只大铁桶，加上家里的一只大水缸，都装上了稻谷。
我还记得现在看来很有趣的一件事：第一年收了这么多粮食，许多人吃不完就藏在谷仓里，没有人拿去卖，一是饿怕了，粮食放在自家仓库里最保险；二是怕政策变，田要收回去，要准备着点。直到第二年，粮食又是大丰收，政策也没有变，一些人才把第一年的陈谷拿出去卖。这也是桑洲历史上第一次有农民卖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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