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洲：宁波的“小岗村”

当年宁海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政策讨论稿手稿（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1979年初冬，天气虽然开始冷起来，但宁波的农村却吹来“温暖的春风”——宁波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首先在宁海桑洲镇桑洲村启动。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序幕。长期致力于农村经济研究的谢吉仁认为，没有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就不可能有农村多种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农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人物名片】

　　讲述人：卢可镇，63岁，宁波包产到户第一人，时任桑洲公社桑洲大队党支部书记。

　　讲述人：谢吉仁，73岁，时任宁波地委农办经营管理科科长，宁海包产到户调研、试点小组成员。

　　【专家点评】

　　市委政策研究室副处长叶元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中国农民摆脱了遏制劳动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它的推广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口粮产能问题。而在另一个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逃离”土地，他们很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地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江浙地区今天繁荣的民营经济和庞大的民间资本，在逻辑根源上也可以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或者是从宁海桑洲那里开始追寻。

　　1979年，宁海桑洲公社桑洲大队在宁波率先实行土地承包。1980年，这种承包制度推行到桑州公社其他生产大队以及邻近的岔路公社等7个公社18个生产大队。1981年，宁海有66.4%的生产大队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1982年该比例上升到88.4％。

　　慈溪于1982年春季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余姚、奉化、象山于1982年下半年全面推行，鄞州于1983年2月份前后全面推行。到1983年春耕前夕，宁波98.5％的生产大队、113万农户承包了350万亩集体土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鼓励探索多种形式的农业责任制，宁波也积极推行定额记分、包工到组、包工到劳、超产奖励等形式责任制。但定额记分只看劳动本身，并没有把劳动的效果（收成）和工分挂钩，而且还涉及如何定额、如何记分等琐碎问题，因此无法推广。包工到组实际上就是把生产队分成两个生产组，换汤不换药。包工到劳、超产奖励也很难落实。只有定土地、定劳力、定工分、定成本、定上缴、定超额奖励的“小六定”实行得比较好，而这实际上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

　　集体生产 家家需吃救济粮

　　1973年，卢可镇退伍回到家乡宁海，1974年到宁海县工作队，1975年任桑洲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8年，卢可镇33岁，成为大队书记。

　　当时，桑洲大队有8个生产队，460多户1000多人，但只有290亩田地，一个“正劳力”年均收入不足300元，是典型的粮食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人多地少，再加上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出工不出力，一年的收成只能吃个半饱，还有一半要靠国家救济。

　　“当时大家可是穷得要命啊，好多人都没饭吃，特别是过年的时候，青黄不接，更是头痛，年关年关，过年就像过关口一样，”卢可镇回忆，“每到这个时候，大队的老书记就三天两头往公社跑，让公社先发救济粮，等大家过了年，来年有收成的时候再还上。”

　　1979年，卢可镇已经是大队书记，一些在外地打工的木匠回到大队，说安徽凤阳在搞土地承包，那里的农民都过上了好日子——家家都能吃饱饭了。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搞呢，要是再不改变的话，农民的日子实在是没法过。”带着这样的想法，卢可镇找到公社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叶秀年，叶秀年1972年就在桑洲公社工作，对桑州地少人多、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非常了解，但考虑到许多人都反对，便暗示“可以试试看”。

　　虽然家家户户都盼望实行包产到户，但桑洲大队的部分大队干部仍顾虑重重——以前也有别的地方因为实在过不下去了，也搞过土地承包，虽然效果明显，但很快就被上面制止了，现在桑洲大队这样搞，会不会仍旧是在瞎折腾？

　　包产到户 农民首次卖余粮

　　“不实行包产到户，大家的日子都过不下去。大不了我一个人去坐牢。”卢可镇拍板，“就从我所在的第一生产队开始。”就这样，在一个初冬的夜晚，在一次不同寻常的大队会议上，卢可镇作出了一个所有社员都盼望已久的决定。

　　卢可镇回忆，“当时社员非常积极，第二天社员就自发开始分田地了。本来这种事涉及到田地的好坏等问题，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考虑，但那时候大家都不斤斤计较了，这块地归你，那块田归我，两天时间就分好了。”

　　“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归自己的。”这句后来总结的顺口溜形象地说出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也极大地调动了桑洲大队社员们的积极性，第二年的春粮获得大丰收。“我们这里一年有三季，春粮、夏粮、秋粮，可这一季的春粮抵得上过去一年的收成。”卢可镇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非常欣喜。

　　“第一年收了这么多的粮食，许多人吃不完就藏在家里，没人拿去卖，所以家家户户都忙着做谷仓，以至于做谷仓的木匠师傅成了香饽饽，家家都抢着请。”卢可镇还告诉记者一件趣事，“主要是大家都饿怕了，认为粮食放在家里最保险，还有就是怕政策又会变回去，所以要留着点。直到第二年粮食又是大丰收，家里放不下了，政策也没变，一些人才把头年的陈谷子拿出去卖，这也是几十年来我们桑洲第一次有农民卖余粮。”

　　期盼政策不变

　　桑洲大队土地承包在宁海引起的强烈反响。1982年春耕前夕，宁波地委组织人员到宁海调研，时任地委农办经营管理科科长的谢吉仁就是调研组成员之一。

　　在宁海调研期间，谢吉仁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桑洲公社木坑头大队是当地最穷的一个大队，1981年，该大队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由于承包土地在当时还属于部分公社的自发行为，农民都非常担心这个政策会变回去。当时宁海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到该大队时，一位老婆婆跪了下来说：“这个政策不要变了，让我们吃饱饭吧。”在后来宁波地委召开的会议上，宁海县该领导在向地委汇报时，也以此为例，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谢吉仁还告诉记者，调研中他们还了解到，宁海的大蔡公社大蔡村也是在一个晚上，大家采取按手印的方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约定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承担。

　　4天之后，调研组回到宁波，写了一则《宁海春粮包产到户》的简报上报地委，地委认为“办法好，能调动群众积极性”。

　　“调研组其实有两个组，一个是调研，调查当地情况、农民的反应，另一个实际上就是试点工作组。”谢吉仁说，当时试点工作组在宁海黄坦公社的一个村进行包产到户试点，实际上，这个试点工作就是由地委领导亲自抓的。

　　引发农村巨变

　　谢吉仁回忆，对于已经在宁海小范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的领导主要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认为，实行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最根本的要看哪一种形式最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种态度认为，包产到户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五三年”；还有一种是“三不”态度，即不支持、不反对、不宣传。

　　其实不仅在地委，在各县的县委、公社、大队，也都有反对的声音，阻力非常大，但当时的地委主要领导持支持态度，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有了调研组赴宁海之行。

　　调研组将简报上报后不久，宁波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学习邓小平此前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该谈话热情赞扬了安徽凤阳和肥西县包产到户、大包干制度），这次会议催生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宁波的全面推行。

　　谢吉仁说：“我们当时估算了一下，在吃大锅饭的时候，一亩地每年需要85个工，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年只需25个工左右。”谢吉仁认为，富余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手工制作等生产领域，直接促进了乡镇企业等农村多种经济的全面发展。“2007年，宁波全市的农村经济总收入为8400多亿元，是1978年16亿多元的500多倍；完成农林牧渔增加值139亿元，是1978年6.5亿元的2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