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求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几个思考

　　郭士英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从未象现在这样令国人感受深刻。尤其是，当今世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金融主导经济乃至国运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环境下反思中国金融与经济的成败得失，对于认清形势，适时采取更加有利于长远稳定发展的对策，显得尤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经在国际潮流中如鱼得水。尤其是中国入世以来，借助后发优势以及国际市场的强大需求，“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外向型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也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外汇储备两年前就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截至到今年上半年，外汇储备更是高达18088亿美元。同时，我国的GDP总量在2007年接近25万亿人民币，跃居世界第四，全年有望超过27万亿人民币并有望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财政收入近18年平均增速超过20%，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人民币，今年上半年增速高达30.5%；截至今年6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7.84%；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19.76万亿人民币。以上数据足以让全世界所有国家望尘莫及、艳羡不已。应该说，改革开放使得国力强盛的成果是举世瞩目的。

　　而现在，中国的外部世界正变得很不安全。同样是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正在对我国经济和金融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多年积累下来的巨大的国家财富，也在饱受国际经济和金融动荡的侵蚀。同时，国内经济格局以及宏调政策走向，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习惯了高增长、高积累的中国经济，突然变得前景悲观起来。

　　不得不感叹事易时移。而且，事实证明，面对国际市场的殊死搏斗和全球金融领域的残酷厮杀的严峻挑战，疏于防范的侥幸心理和无所作为，是错误的，其代价是过于昂贵的。除了及时应对，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那么，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弈中从容胜出呢？

　　第一，当今政府高层首先要清醒地看到当前问题的严重性并给予高度重视，要有危机感，尽早研究对策，当断则断。中国目前表现最为突出的和最为严重的问题当属金融经验不足和投资失误过多：1、对于国际大宗商品的持续上涨缺乏认知和避险防范，导致国内工业成本失控、通货膨胀恶化、国家整体的实际购买力严重下降；尤其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波动，简直错得离谱，连后知后觉都不如，直到目前都只有惊慌的份儿；2、对于美元及其债券资产的长期走向缺乏风险评估和风险对冲，导致中国的外汇资产连年贬值，影响政府形象和信用；3、对于国际金融市场不知深浅，在投资前对于其金融企业的风险和价值缺乏必要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导致国有大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屡屡大幅亏损；4、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没有把握好尺度，在不知道其合理目标和安全边际的情况下，存在被动迎合国际要求而忽视国内产业稳定、牺牲国民利益的嫌疑，更有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突发的可能；5、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缺乏清晰的国际化战略，有可能贻误战机，令人痛心的是，还给弱势美元劫掠全球制造了太多机会；6、国内利率政策缺乏国际观、没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甚至存在自我破坏性，相反，却扩大了国际游资的利润并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虚火过旺”——逆美国减息周期而不断提升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但实际上，人为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预期，导致国际热钱流入规模持续扩大，事实证明其无法根本消除流动性过剩这个假想敌，对源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也没有实质性的政策治理效果，终致形成了当前利率政策“狗咬尾巴”自顾自、团团转的局面；同时，由于对国内经济可能遭遇的内忧外困缺乏前瞻性，加重了产业矛盾和企业困境，促发了社会对于经济前景和社会稳定的过度悲观预期。

　　第二，有必要召集国资和金融资产管理部门、对外投资机构和有关国有大中型企业，认真总结以前金融投资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尽快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对于全民财富管理和投资方面的重大失误，在任何国家都是要有个说法的。不要学鸵鸟——把头藏起来就以为危险或者隐患就不复存在了。公道自在人心。在我国监督和制衡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既往不咎是不明智的，或可导致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届时必将危及稳定。

　　至少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尽快探讨或采取措施：一是明确权责、严肃奖惩、择优汰劣、提倡监督、定期公示——来之不易的国有资产和公共财富的管理和运用，其责任重于泰山，不可草率从事，更不能“搞好搞不好”无所谓，要定期向国民做出说明和交待，接受群众监督和置评；二是提升专业水平、彻底改变为患多时的“官本位”思想，坚决淘汰一批“位高权重却低能低效”的所谓人才，然后在全国金融投资界招贤纳士，所有关键岗位必须一律公开竞争，以弥补现有管理层知识陈旧、胆略有限的不足，确保由市场中磨炼出来的优秀人才参与到国家重大金融决策和市场投资事务中；三是在制度和人才基础奠定后，逐步放开金融管制，鼓励国内更多机构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金融博弈，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并致力于国家利益最大化；四是认真反思世界金融自由化以及过度投机的深刻危害，慎重对待国内的所谓金融创新和衍生品交易，警惕金融西方化趋势，避免虚拟经济危害实体经济。

　　第三，必须再造“国家利益”价值观，把宏观调控以及金融改革的着眼点放之国际，尽可能多地保护本国国民利益。这个讲法看起来很虚，但实际上，对比美国各个政党对于国家利益的一贯执着的忠诚以及长远的战略规划和执行，就会知道，我们的差距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看到了太多美国轻松取胜而中国惨遭算计的案例。就看最近一两年的货币政策，大家也有深刻体会：中国的企业最终被升值和高利率所困甚至不得不破产倒闭，在国内一片悲观惨淡的气氛中，国外的热钱在中国却正如鱼得水，躺在银行里就能取得两位数的稳定收益，这个利益，不知道是谁人奉送，他们的利润不是我们的损失吗？中国的国家利益，甚至受到了自身不当政策的危害，亲者痛仇者快，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国家之间的交易关系其实很简单，我赚的就是你亏的，长远和潜在的利益诱惑，往往是国际资本高手忽悠别人的最佳说辞，但却不幸成为中国人唯一的心理安慰。从中国的银行贱卖、外汇资产贬值、购买巴克莱银行巨亏、收购黑石股份被严重套牢、到中国以超高价格买进几乎所有原材料而却以超低价格出口产品等等等等，我们无法预料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多少。

　　根源在哪里呢？就在于“国家利益”的概念没有完好树立。如果政府肯把贯彻“国有资产保值”、“严防国有资产流失”的决心和设防对象从国内民营企业扩大到外资和外国，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和论证每一项政策、每一项交易，其实就应该有人对过去的那些错误负责了，果真那样的话，歪风就少了，国家的损失就少很多，人民的生活就好过很多，问题也就简单多了。

　　在对外交往和国际交易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区别在于别人要的是实惠，而我们追求的是“形而上”，是被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束缚了头脑，是缺乏责任感、忽略生产力、无视人民福祉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恶意而为之，那就反映了我们基于盲目崇拜的幼稚、轻信和天真。伟人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曾经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进程，这个看似朴素的价值理念的自我超越，现在尤其需要。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权衡中，在与别国打交道、做交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首先反问自己一句：这是否符合中国人民的“国家利益”？

　　第四，高度重视国内资本市场稳定，高效治理市场积弊、全面修订市场制度、尽早完善市场机制。

　　国内资本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市场结构和投资者构成也越来越复杂。但是，市场的大起大落很不正常，同时一直难以摆脱政策市的定位。从目前看，9个多月的熊市似乎尚未结束，而很多汽车、钢铁和银行业的股票价格都已经跌到了值得收购的价格，许多知名的AH股公司股价出现了惊人的倒挂现象，即使原油价格终于出现了十几年来罕见的暴跌，国际市场涨势如潮，但A股市场却依然死气沉沉，难以激起有效的作多热情。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这里依然有国内机构对于原油走势的持续性缺乏认知的因素，也有部分所谓权威人士此前过度看空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的不良干扰，但值得重视的是，我国股市内在的制度性缺陷较多，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不怕问题多，就怕效率低。市场的问题，业内的探讨和揭示已经非常多，问题是解决得少，所以，行政效率低下决定市场的效率也异常低，无法真实反映基本面的变动。这也是中国流行歧视炒股文化的根源。有朝一日，目前对比境外来看十分孱弱的中国股市，还是要政策和制度才能让市场焕发生机。这就说明，制度不合理是关键，需要及时调整。救市是奢望，那么如果连治市都拒绝，就毫无道理、错得离谱了。对于不作为，市场不解甚至倍感困惑，政府就有必要反思其迟迟难有改善的原因并解决它，否则就是不负责任，就会怨声载道，就会有不良后果。

　　1、需要对大小非的减持征收5-20%的所得税

　　对于大小非，我首先不赞成一些人认为大小非“扭转了股市供求关系，摧毁了估值体系，紊乱了市场发展预期”的过于悲观和片面的惊人之语，相反，大小非的存在对于中国股市一贯的过度投机是一个制约因素，可以有效防止估值体系的泡沫化，更不会影响到本应更加依赖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市场发展预期。数据显示，由于股权分置改革而形成的限售股份共4572．44亿股，从2006年6月开始到今年6月底，共解禁842．96亿股，占总限售股份的18．43％。这其中，累计减持250．07亿股，占解禁股份的29．67％。而包括新股首发、增发形成的各类限售股总计有1.4万亿股。从我国金融资产的构成来看，尽管不能期望接近20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全部转移到股市，但是，这个规模对于目前困扰A股的大小非解禁股而言，已经是相当巨大了。从发达国家的社会金融资产变化规律来看，股票的投资规模会扩大并且长期收益要远远高于储蓄，那么，在3-5年自行消化大小非的压力，不是没有可能的，也不会带来什么所谓的“崩溃”。个人觉得，通过股改赋予其的流通权不能收回或强制限制——自行延长锁定期或者提高减持限价的可以鼓励。

　　然而，也不是没有必要限制大小非，相反，很有必要。监管部门有必要考虑市场的合理诉求，即使难以自主，至少可以提请有关部门一起论证吧？个人主张应该通过税收手段加以调节，即对成本过低且不承担任何风险的发起人股份兑现的暴利征收5-20%的所得税。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主要是增加二级市场的稳定性，也是还股市“游戏规则”一个公正，为税收制度做个合理的突破。理论上，发起人股份不应该是通过二级市场减持获利的，他们应该对公司的长远前景负责。他们在发行时就享受了溢价，还是内幕信息的知情者，因此必须区别对待。从信用的角度看，如果要抛售公司股份，他们应该排在公司其他投资者之后，增加其税收，可以对其行为和获利空间有实质性约束。征税不是回收流通权，不损害股改的承诺和政府的威信。税务部门应该加紧论证对其征税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实际上，对于很多通过卖出股票套现数十亿元的大股东们，税务部门早就应该有所考量的——为什么不可以征收呢？从全国来看，各行各业有如此暴利而不征税的情况吗？这符合税收精神吗？或者难道也是受到什么“同股同权”的条条框框局限？殊不知，发起人与二级市场股东本来就不是同股同权，这个说法是伪命题，早该被揭穿了。在中国，股市是融资主导型市场，股市的投机气氛很浓，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风险很大，大股东的诚信度又不够，过度融资也没有必要的限制，因此，总体游戏规则严重失衡，所以中国股市要健康发展，就需要对发起人股东征税。如果不征税并促生二者的市场差异，那么，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资者就永远只能做弱势群体，在市场的涨跌轮回中，这些发起人股东进进出出，太容易牟利了。别的国家，由于大股东的股权没有如此集中，由于品牌意识、信托责任和市场信用更优于我国股市，两类股东的利益冲突可能并没有如此突出，因此，没有必要什么都看国外，国外没有先例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因此，这个事情需要有关部门重视，不改革，绕不过去的。

　　2、必须限制过度融资和规范新股发行

　　实际上，类似中国平安的过量再融资，已经发生过很多。2001年的熊市，过度增发就是个导火索，就是它激化了两类股东的对立并最终导致了股权分置改革。但是，证券监管部门似乎很健忘，竟让这个规范起来似乎并不恨难的问题始终像噩梦一样笼罩在中国股市上空。弊端和危害，大家说得很多了，其实实施起来就是一个比例限制最有效，例如大幅度提高增发的门槛并限制一次股本扩张不能超过50%或者干脆废除增发模式，直接恢复原有的配股制度，一次最大融资上限为原有股本的30%。即使不是这么低，也确实需要个再融资比例加以规范，否则就很危险，很不公道。连这样一个市场呼声都很大的制度都得不到及时纠改，我们不得不说，可能中国股市确实存在更为深刻的问题。

　　新股发行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在核准制的条件下，需要明确所有企业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再为任何国有大型企业搞特例。核准制既然要继续，既然可以干预发行价格，就不能允许任何企业在股市过热时把发行价格定得过高——这实际上是政府默许或纵容了企业利用股市泡沫掠夺中小投资者，还有火上浇油的味道。这个问题实际上性质很严重，但是，显然没有人对其负责。这种情况不改，股市没有希望。如此说来，核准制不如干脆尽早进化到注册制，把一切交给市场。

　　3、国家有必要尽早明确强调证券监管部门的首要责任是重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美国证监会、香港金管局等的职责定位，业内都是很清楚，也是很敬佩的。但是，在中国证券业，没有人提这个定位。怪不怪呢？

　　很怪。这可能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有关。但是没有这个定位，证券监管部门就失去了专业立本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就得不到权贵的尊重和顾忌，他们只能听命于上层或逐步形成与大资本的妥协或勾结。甚至可能会出现监管部门与券商基金等嫡系部队的矛盾分歧日益严重——最近证监会人士“国多财而远者来”的说法似乎就有对国内机构认为大小非约束市场上涨的说法很不满，转而寄希望于外资来投资中国股市的意思。也正是由于这原因，中国资本市场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上市公司之间甚至会相互仿效，信用扫地甚至道德沦丧，还奢谈什么前景？为此，政府有必要根据国际规律和正确方向促成这个监管职责定位的尽快转变。这是全体中国投资者的强烈需求，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福音。这个定位将赋予有关官员以神圣的职责和独特的工作模式，有利于上市公司行为规范和中国资本市场正本清源。我以为，一个深刻了解中国股市并为民负责的官员，应该有勇气向政府要求这个光荣的职责定位，否则不会真正赢得历史的尊重。

　　第五，必须提防和打击“堡垒内部”的敌对势力，有必要强调“民族利益”。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时刻，国内社会矛盾的新动向也变得异常突出和不容忽视，其中境外反对势力和利益集团借助经济、金融、留学等手段以及媒体渗透、利益收买等，已经在国内腐蚀和培养了大量“买办势力”，他们已经协助外资在中国的财富肌体上插满了五花八门的注毒和吸血管道，构成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金融安全的新威胁。他们往往以洋头衔、洋学位为金色外衣，擅长推销那些似是而非、陈旧过时、脱离实际的西方理论，背后却大肆腐蚀干部、弄虚作假、干预决策、欺压群众、损公肥私。加上那些食洋不化、媚上欺下、爱玩“假大空”的“假洋鬼子”们，更是借助多年来国人崇洋的积弊滥用职权、蛊惑人心、为害作乱，严重影响国内社会秩序，经常导致一个简单的政府决策复杂化，甚至出现重大偏差。这些人骨子里的核心特点都是亲西方、反政府、反社会，并唯恐中国天下不乱。他们以西方和自我利益为核心，在西方讲一套（民主平等博爱自由竞争），在中国做一套(武断霸道媚上欺下残酷掠夺违法违规)，看似手段高超，实则脱离实际、心肠歹毒。不少事实已经验证，国家经济、金融和信仰安全确实存在国内“买办”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有关部门论证总结。应该说，这些善于沽名钓誉和商业贿赂又一味维护西方价值观的少数买办分子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影响了政府决策、群众信仰和民心稳定。政府有必要在此时此刻高调鼓励并明确倡导“民族利益”，尽早结束一切外国资本和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崇洋媚外，甚至有必要在经济、金融和知识界公开打击和惩罚那些靠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而大行其道的非法活动、不当政策和反动言论，为未来中国的金融安全消除隐患。

　　第六，及时评估国内外金融形势、理性研判和超前部署。

　　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我们注定将遭受诸多的外部挑战。正确的决策来自于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前瞻性研判，要善于抓住主流和要害，随时做好两手准备。既要积极防范，也要争取利用矛盾和市场失衡，实现主动出击。

　　例如美元的走势值得政府和有关机构跟进研究并及早制定总体上的对外战略部署。不少专家认为，美元正在酝酿长期大底，今年四季度前后很有可能开始阶段性走强。这个走强是战略性走强，将以美国战略上亟需改善其国家信誉及其不可回避的金融制度改革所驱动，因此，美元走强可能早于美国经济放缓结束的信号，市场可能以美国总统大选为契机发动攻势。

　　不少专业人士认为，世界原油价格本轮暴涨已经完全脱离基本维持产需平衡的基本面，是发达国家投机资金和跨国公司联合操纵的结果，这样的价格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以往历次石油危机，目前已是强弩之末，本年度逆转的可能性非常大。加之频遭世界主要产油国指责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抗议和抵制，以及美国和欧洲经济对通货膨胀恶化趋势的敏感性过大的超常压力影响，考虑美国国力已无法支持其再战伊朗等因素，过度疯狂的世界原油价格正在进入阶段性调整，并有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但也有人认为，在今年四季度，世界原油价格可能存在再度回升到160-170美元的可能，不过，自此以后，油价上涨将有可能与商品期货牛市一同被美元的长期复苏所终结。所谓原油每桶价格会上200甚至250美元，更多是某些利益集团一厢情愿的危言耸听，在全世界经济都遭受原油严重困扰以及美元即将返身向上的国际大背景下，这样的预言就像“外星人将入侵地球”一样荒唐可笑。

　　目前除了原油和商品价格严重过高背离外，全世界最为不平衡的金融现象还有欧元的汇率被严重高估——以欧洲的实力无法长期维持1比1.6的汇率。在未来1到2年时间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机构和个人抛售欧元并买入美元。

　　对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应该承认，我国在过去的及时评估和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很多不足。而目前，次贷危机尚未结束且可能再度恶化，那么，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国内的金融机构如何避免遭受更多损失呢？我们还能不能答应美国政府的请求而再度购买其“垃圾公司债”呢？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要不要纳入宏观调控视野？还是任由机构和市场完全自主？

　　在国内来看，须承认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以前确实治理失当，导致价格上涨过高过快，群众不满情绪很大。并且，房地产行业的过快发展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总体过热，催生了目前偏紧的货币政策，使得众多行业为房地产行业“陪绑”。值此我国经济遭遇内忧外困之时，终于看到房价回落了，大家却很难轻松起来。过去的“手软”导致今天的两难困局。实在值得深思、慎行。个人觉得，房地产行业依然是暴利行业，其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过度扩张。现在的房价还是偏高的，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狠狠心给房地产行业一个调整的机会。无原则的妥协会给未来埋下新的隐患。很多行业比房地产行业更值得“救济”，何必不去多做些更得民心的事情呢？

　　外贸企业的阵痛已经出现，成本的持续上升是一个重要原因。汇率的单边升值，对本来利润微薄的企业是雪上加霜。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宏观调控有责任熨平这种波动，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因此，出口补贴和退税政策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同时，升值的步伐该放慢些了。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人民币汇率的转势迹象，不知道外汇市场是否已经足够市场化了还是外部压力过大。

　　通货膨胀对于中国来说，不会是一个比别的国家更为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我们的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粮食安全不成问题；另外，在出口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基本工业品和消费品并不存在短缺问题；对于比较短缺的能源，目前的价格管制措施以及节能降耗、发展新能源等政策措施都是明智的可持续的——财政实力足够雄厚，只要补贴不出国门，对中国经济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由于世界共同利益的综合作用，原油价格的回落只是早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能力保持稳定并最终胜出。当前经济下滑风险已经超过通胀风险。中国实际出口量增速已经从去年的24%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13%，由于外需可能持续减少，估计下半年仍然会继续走低，经济下滑风险越来越大。而饱受诟病的国内货币政策，保持现状就是从紧，这种从紧结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取消利息税、减半收取股票印花税、调整出口关税、加征资源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农民、减免部分企业税收)共同运用还是必要的，但是，过度从紧的基础和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后的建议是货币当局应当立即不遗余力地查禁和逼退非法入境的外资，这个方面已经落后很多了，亡羊而不补牢是很危险的事情。不错，中国确实在持续高增长，人民币确实也在持续升值，储蓄利差也确实一直存在，但是，中国没有义务让这些非法外资赚取本来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何况，这些资本还必将在酒足饭饱之后相机对中国落井下石，这不明摆着是引狼入室、养虎为患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以上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都非常重大，个人意见不足为凭。我们国家也应该尽早论证其各种可能的变化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市场措施，避免内外政策的单打一和盲目性，争取政策的前瞻性、预见性。

稿源： 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 陈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