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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粮食问题的出路不在强力打压
作者：党国英
对第三世界国家，不仅要给它们一纸民主政治宪法，更要帮助它们改变社会结构，使它们的社会产生出对民主政治的真实需求。也许如同中国一样，在更大的政治改革之前，它们也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某种空间。
这也许是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
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国际范围的粮食安全问题，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高粮价这只猛虎终于出笼了，引起国际社会一阵阵惊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平稳发展了数十年，但农业经济竟成了世界经济的短腿，以至粮食问题开始影响一些国家政局，甚至开始冲击世界经济秩序。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反思的教训。
粮食安全不是吓唬小孩的话
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至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只够维持53天。这只是一个平均水平，有的国家的形势要严峻得多。如果国际社会不通力合作，局部国家或地区的饥荒现象将蔓延开来。对目前这种局势的到来，我们未曾形成共识。
几年前，剑桥大学印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一个理论传播很广，说大饥荒的出现总是由人祸引起，而非天灾导致。一般而论，这个观点是对的，但人们对这个观点很容易发生误解。从世界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技术水平看，世界农业向国际社会提供足够消费的粮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粮食供应的理由。人们所忽视的是，制度变革是一个慢变量，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人口变化和消费增长却是一个快变量。实际情况是，还没有等到制度调整好，粮食供应就发生了问题，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世界粮食供应问题主要发生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一些西欧小国，它们的贸易优势使它们有能力换回需要进口的粮食，国内粮食供求得以平衡。但在一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在政治上有一纸民主宪法，社会结构却是部落化的，统治阶级依靠垄断少数几个经济部门过着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现代性因素的注入并没有繁荣农业，也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福利。西方大国的利益集团更关心攫取他们的资源，并没有认真帮助他们改变社会结构。阿马蒂亚·森讲的制度变迁对它们太过遥远，“人祸”的改变成了一个慢变量，人口自由增长却在持续加快，关乎大众生活的基本食品供应就没有保障了。
在世界粮食供应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国能够保持自己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得益于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的持续警觉以及千方百计的努力，也仰赖中国社会所内涵的文明程度。比较而言，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我们的确发现自己有不少不该自我鄙薄的东西。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农业续接了两个奇迹。第一个奇迹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是土地承包制推行的贡献。近10年中国人口增加了1亿，城镇人口增加了2亿多，而实际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口增加了3亿之上，农业的土地投入在减少，劳动投入也在大大减少，但我们的粮食生产却稳中有增。这个奇迹一靠农业的专业化，二靠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根本上是靠资本投入的增长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无庸置疑，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中国农村经济领域的商人不仅在促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也在传播农业技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肯学文化，又勤奋吃苦，为世界所仅见。这些因素造就了中国农业在土地承包制效力式微的情况下发生了第二个奇迹。我作为农村经济的研究者，也十分惊讶，仿佛一梦醒来，中国就出现了多个如300万亩的土豆生产基地(甘肃)，500万亩蔬菜基地(山东)，800万亩的苹果基地(陕西)以及数千万亩的优质小麦基地。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农业问题，但不妨先肯定我们的一些成绩。
我们在几年前也以为中国的粮食供应短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幸亏一些信号引起了高层的警觉，致使政策得以调整。过去5年政府的农村工作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在中国，粮食安全也不是吓唬小孩的话，道理简单，纠正土地浪费的制度变革是一个慢变量，农业技术进步也是一个慢变量，而消费增长是一个快变量。浪漫主义错误的根子是忽视变量的时间差。所以，计划生育和耕地保护这两个基本国策实在有必要。
多周期叠加，放大市场粮食价格波动
预测粮食价格变化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说谁总能预测正确，那他是神仙下凡。我们常常只能做出事后评价，而对未来充其量只能说个大略趋势。
农业经济有不同类型的周期。由经济学的“蛛网模型”揭示，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总要大于其他产品，但这种波动的幅度会受到库存因素、政府税收与价格政策因素以及金融投机等因素的影响。从现实看，每过几年，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就要一起一伏，中国学者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描述为“多了多了少了少”。这是“短周期”。
农业的“中周期”由马克思描述过。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农民常常以更多的生产来弥补价格下跌带来的损失，价格容易长期低位运行；而在价格上升时期，传统农民会表现出惜售农产品的行为，家庭库存会增加，使市场有效供应受到抑制，价格容易持续长期高位运行。这种情形导致农业周期比一般的工业周期更长。这可以看做中周期。目前世界农业发展不平衡，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落后国家广泛存在，这种周期仍然在发生作用。中国粮食生产也受这种周期的影响。
农业的“长周期”与技术革命有关。本轮技术革命主要以信息技术进步为标志。对食品生产有重要影响的能源技术革命在关键点上没有获得突破，即冷聚变技术至今仍然是纸上谈兵，以至石油价格上升压力下人们开始开发生物能源，大量粮食等农作物成为燃料生产的原料。转基因技术已经获得突破，但因为人们顾忌食品安全问题，以至这项重要技术未能为大幅度增加粮食生产做出贡献。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了人们观念的转变，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步伐，城镇人口更快地增加，增加了对粮食的市场需求。
总体看，去年开始的国际粮食市场的大幅度涨价，是上述几种周期叠加的结果。从近几个月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看，投机因素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短期内能有关于今年粮食收成的好一点的消息，可以对投机因素发生抑制，粮价上涨的幅度会有所减弱。
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猛烈，国内人士不免有些紧张，但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国内的食品供应，更没有必要担心我们国家会发生饥荒。有人说我们国家的一些粮食仓库是空的，这算是事实，但不需要恐慌。国家粮库的仓容超过了国家应该储备的粮食，空一些也是正常现象。去年全国粮食产量超过了1万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在750斤左右，只要其中的一半做口粮就够了。退一万步说，若口粮不够了，储备也紧张，国家完全可以减少工业原料粮来补充口粮，远不至于到吃饭紧张的地步。目前全国非食品类工业用粮就够2亿人做口粮食用，而饲料用粮的数量更大。当然，从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看，我们粮食还不充裕，还需要提高粮食生产的能力，但我们要知道，这个需要远高于保证中国人不饿肚子的底线标准。
过度压制粮食价格上升弊大于利
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粮价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维持高位运行，探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够带来粮食生产更大幅度增长的生物技术革命还有待进一步突破，特别是安全控制技术的攻克还要假以时日。第二，第三世界的城市化浪潮方兴未艾，人口持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还会显著增长。第三，新兴工业化国家工资水平持续上升，对动物性食品的需求加速，并需要更多的粮食转化为动物性食品。如拉美最大的9个经济体近5年里GDP平均年增长6%，并导致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和消费能力的快速增长。第四，在关键性能源技术尚无突破的情况下，生物能源的开发将继续下去，农产品作为工业原料的趋势不可逆转。美国去年年底通过的《2007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要求到2022年每年使用360亿加仑的生物燃料。另一项研究表明，到2017年拉丁美洲生产的乙醇将达到目前产量的6倍。这些因素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影响粮食市场的平衡，促使粮食价格相对水平上升。
这一轮国际农产品价格上升是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发生的，这也决定了农产品价格不会在短期内回调。这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前面所说，是世界在商品性食品消费需求和能源消费的提高，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理论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工资刚性”，即工资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变动趋势。如果工资上升不能刺激能源和食品生产领域发生更深入的技术革命，从而导致这两个领域的生产成本降低(表现为供给增加)，价格水平将难以降低。即使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供应显著增加，在世界主要国家通货膨胀政策的影响之下，价格水平也难回到几年前的水平，而只是回到一个较低的“收入—食品支出比”，使居民的实际收入有所提高。
如果承认食品价格上升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反映，而不单单是宏观经济总量调节政策的失调，那就要避免强压价格。价格压制的结果会破坏市场对结构问题的修复机制，带来经济效益的损失。需要判断在价格上升中投机作用起的作用，价格政策只要消除投机作用的影响就好了。还是要相信市场。只要政府限制市场的投机因素，避免出现价格恐慌，市场关系不被扭曲，新的供求平衡一定会建立起来。
如果强力打压食品价格，事实上补贴了农民以外的社会集团，还增加了他们对食品的过度需求，抑制了生产的扩张，最终会产生凭票证供应食品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产生的福利损失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全世界都要反省农业政策和国际援助政策
尽管早有经济学家对世界农业政策的消极方面提出过警告，但始终没有引起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方面的重视。近几十年来，国际农业政策的主要弊端是：第一，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始终没有重要突破，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资源在世界范围里的合理配置。第二，农业技术推广受到不合时宜的专利保护制度的阻碍。第三，农业补贴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在一些国家，政策倾向看起来是“养农民”，但在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农民没有得到好处，而农业效率却下降了。价格补贴政策降低了城市居民的食品购买成本，产生了巨大的食品浪费。
据最近披露的一项资料，英国家庭垃圾中四成为食物垃圾，而且蔬菜水果浪费现象极为严重。以苹果为例，每天440万个苹果被扔进英国百姓的垃圾桶，大约相当于一年浪费17.9万吨苹果。英国家庭苹果年买入量为60万吨，其中浪费量占近1/3。英国的食品浪费数量相当于非洲粮食进口开支的一半。这种情形的发生，还是与英国国内的食品价格相对低廉有关。进一步说，与欧盟的农业政策有关。2005年我曾访问一个英国农场，农场主告诉我，他的农场(1000英亩)连续数年没有交过1分钱的税，而前一年从欧盟获得补贴达6万英镑，当时约合90万人民币。我们还要知道，除了这样的补贴，欧盟还有其他种种支农补贴。2003年，当时的欧盟15国平均每个农业家庭的政府农业支出在2万美元左右。
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的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是许多国家农业生产资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国家没有能力购买自己需要的粮食。例如，近几年欧盟扩大以后，通过自己的“配额”政策，明显限制了几个新加入欧盟的国家的农业生产，迫使一些农民转业，大量土地未能投入耕种。南北美洲国家也有大量土地闲置。其实在一些接受粮食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生产效率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国际援助机构未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使它们严重依赖国际援助，丧失了参与国际分工获取利益的能力。
中国政治家提出的“发展权”和“生存权”这两个人权概念很有意义。从根本上说，解决世界人民的吃饭问题必须保障他们的这两个基本权利。但是，这两个权利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经济改革做基础，也需要适当的政治改革做保障。我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先后出现两个“奇迹”的背后的制度变革值得世界借鉴。当然，中国的经验有自己的特殊性，有的中国元素在短期内别的国家很难学到手；中国还有自己的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但世界政治领袖总要认真反思，要懂得一个基本道理：对第三世界国家，不仅要给它们一纸民主政治宪法，更要帮助它们改变社会结构，使它们的社会产生出对民主政治的真实需求。也许如同中国一样，在更大的政治改革之前，它们也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某种空间，国际文明力量应该着手帮助它们开辟这个空间。这也许是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南方都市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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