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世纪前精明的法国财政部长柯勒贝尔说过：征税就像从鹅身上拔毛，你要拔最多的毛，但又最好不要让鹅叫——确实，征税是叫人让渡出部分合法收入，任何一种税都是令人生厌、让人不爽的，谁都不想自己的收入被政府活生生地割去一大块。
那些发达国家是怎样“拔最多的毛、又不让鹅叫”的呢？通常诉诸的是税收归属感，让人清晰地看到税怎样用在你每天使用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和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上，越是有争议的税，越强化其转移支付的清晰流向，这自然拔了“鹅”的毛又堵住了“鹅”的嘴。你再厌恶某种税，当清晰的转移支付流向让你感觉到你支付的税款用在了一群艾滋孤儿或快渴死的母亲身上时，你自然会改变原初的厌税立场。
产生这番想法，源于这样一条新闻：针对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取消利息税，因为“利息税触及最多的是中低收入者利益”，近日有财税专家称担负着“劫富济贫”功能的利息税不会取消，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非常显著，从2002年开始，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实行了新的收入分享安排，个人所得税中利息所得收入，基本上是用于转移支付的——支援不发达地区，拉近地区间的发展差距。(4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当下存在较严重的贫富差距，人们也不会认为拉近差距与自身毫无关系。人性中实际存在一种济贫助弱的同情本能，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过这种本能：人，不论一般以为如何自私自利，在其本性中总明显存在着某些因素，这些因素使他关怀别人的祸福，使别人的幸福成为对他本人的必需，即使他在这别人的幸福中，除了看到这幸福而引起的快慰以外，并无丝毫利得——利息税虽然很不合理，但如果真用在了“支援不发达地区”和“改善穷人生存状态”上，济贫能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人们根本不会反对。问题是，人们在“利息税与转移支付”间根本没有税收归属感，人们看不到自己交的利息税在怎样的转移支付中，流到了哪些不发达地区，用在了什么助贫事业上。清晰的“转移支付”流程能催生出公众正面的纳税想象，从自己支付的税款想到贫困母亲看到孩子上得起学后的笑容；否则只有负面的纳税想象，从自己的纳税想到官员超标的豪华坐骑，从而产生强烈的厌税心理。
去年李金华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中央实际补助中有近4300亿元未纳入预算，极不透明的中央转移支付就像一道水渠，很长很长，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村子，这中间是渗水的，有的时候水流到地方就没有了，不透明滋长了畸形的“跑部钱进”之风，隐藏着无数的腐败——转移支付如此不透明，公共财政使用如此混乱，如何能以“转移支付给不发达地区”来支撑利息税的道义合法性？以这种理由想从鹅身上拔毛，当然堵不住鹅的嘴。
争议越是大的税收，越是得让公众看得见税收清晰的流向，以阳光使用论证这种税的道义合法性。利息税就是如此，这种税自开征以来就充满争议，由于近年物价指数上升，银行存款已成“负利率”，存款人实际上是“负所得”，对“负所得”征税非常不合理，公众对这种不合理的税收充满抵触情绪——这种情况下，空洞的“转移支付给不发达地区”是说服不了公众的，这丝毫激不起公众正面的纳税道德想象，激起的反而是“到底转移支付到哪个贪官腰包中”的道德义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