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究竟应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还是加速人民币汇率升值来控制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让中国央行决策两难。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名为“反宏观：中国的重大矛盾第二部分”经济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分散，北京出台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地方层面根深蒂固的分散结构和独立自主的作风所防碍，因此中国还不具备条件通过货币、财务和汇率等政策，进行较传统的宏观管理。因此，他呼吁大家应对央行和其他宏观经济部门官员的高姿态声明减少一些关注，将更多注意力转移到由发改委主导的纠正经济失衡举措中。
罗奇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国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包装整齐的经济体，它拥有一个设计周全的符合国际GDP会计准则的国家统计系统，并定期每月公布一系列详尽的经济数据，并拥有一家于1998年参照美联储体制而重新组织的中央银行。其财务政策立场每年以总理“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呈审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地域化或区域化严重地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战略。以往央行就全国借贷利率发出的任何意见，对于地方银行分行如何向地方投资项目配置资金往往影响不大。
此外，当宏观政策机关调整汇率，外商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并不会自动缩减它们的对外采购。简而言之，北京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很大程度上为地方层面的根深蒂固的分散结构和独立自主作风所妨碍。
另外，从国际环境来看，最近15年以来，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当全球经济出现失衡，特别是在关乎通胀走势、全球贸易和资金流等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通常会搬出一大套宏观理论并选出传统的政策挽救方案，比如当中国成为美国多边外贸赤字中最大的双边顺差国家以来，华盛顿学术界均要求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此，罗奇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史无前例的储蓄短缺所致，即使大幅度提高中国汇率也未必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
因此，罗奇认为，中国目前大体上是一个混合经济体，还有大量国有企业和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体系，仅局部实现了“市场化”。一个经济体需要有发展成熟的市场机制，才能利用相对价格变动(比如汇率、利率等)来调节数量(比如贸易流量)。但这也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执行宏观政策，而是要尽快从速解决部分行业投资过热、长期私人消费偏低以及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更多地依靠发改委这个微观经济的管理人对经济走向做出指导性举措，以纠正经济的失衡。对于一个混合经济体而言，这些在数量层面做出的行政措施，将远比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稳定政策调整来得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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