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夕思想三个多月，这系列文章要完工了。三月三十日发表首篇——《如何再看中国二十年？》——打算来一个对中国看法的总结，推断一下未来。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行内反对的朋友无数。今天回顾，白纸黑字，我是把中国之后的历史预先写了出来。
问题是当三个多月前坐下来要再作一次推断，我发觉今天中国的局限及其转变比昔日的远为复杂。经济推断，掌握不到局限转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系列开了头，夸了口，怎么办？于是先写几期回顾，希望这“回顾”思维可以带出一些什么来。
是一九六一年吧。作为本科生我问经济历史大师Warren C. Scoville：“历史是过去的事，过去的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管呢？”大师回应：“不知过去，我们无从知道今天身在何方。”说得对，这系列写了几期回顾，我对中国今天的局限掌握是比较肯定了，虽然远不及八一年看得那样肯定，那样清晰，那样简单。
中国会否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是国际大话题。会或不会，一般的推断是看风水，跟着他们下注不如赌世界杯。直觉说再高速增长二十年很不容易，差不多不可能。想想吧，目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年率大约百分之九，而没有全部算进去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还在上升(虽然不及九十年代升得那么快)。说目前的增长率，以实质算，达百分之十强应该可靠。以“十”为持续的增长率，复息算，十五年后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今天的四倍，二十年是今天的六倍。可能吗？杭州是表表者，最近那里的每年人均收入逾五千美元。保守地调整物价，实质算，应该达一万二千美元或以上。持续二十年今天的增长率，二○二六年，杭州的人均收入大约今天美国物价的七万二千美元，或大约今天中国物价的二十四万人民币。应该不可能。
无可避免的第一个结论，是如果要持续目前的增长率，今后的主要动力一定要来自内陆，后勤基地是也。西部有什么矿藏大发现会帮助。这些看来是北京的意识，而我提出的工业第三阶段的发展——月是故乡明，工业的势头会转到农村去——跟这意识是没有冲突的。不要相信一般的报导。大约二○○○年起，中国农民的收入上升得快。还是很穷的，但改善得快。
这就是了。今天看未来，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农民怎样，中国就怎样。北京明白这一点，问题是怎样推动才对。大致上我是乐观的。有两个理由。其一是这系列写过五篇文章分析的地区竞争制度。如果这个妙绝天下的制度不能把在黑暗中度过了五千年的农民带到阳光下，其它多说无益。我为自己能在这把年纪解通了这地区制度的密码，感到骄傲，因为可以协助国内的朋友知道哪里可以修，哪里不能动。政府上层还可以做的是改善交通，提供县之外的公共设施，鼓励私营办学及医疗，更要鼓励私营的慈善工作。
第二项对农民前途看好的理由，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大得离奇，有着数！在农村发展工业，中国不需要靠外贸，不需看什么鬼佬议员的面色。当然，外贸畅通无阻，更好，但农村的工业主要供应国内，本土市场够大，史密斯当年的专业产出定理有助焉。
中国要再来高速二十年，农民见到阳光是必需的条件，但不足够——英语所谓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是也。我认为在农业上，北京大步行差踏错的机会不大：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中，农民会继续转到工业去，而农产品之价会按步上升。不难推断，农业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向企业化的发展。都可取。困难是“必需”之外的“足够”条件了。
国际政治或什么战争、恐怖活动等我不懂，这里不谈。北京上头的政制没有跟进，也不谈。地区的政制，尤其是县及以下的，我调查过，知大略，认为基本上是企业制，可以小修，无须大改。说中国的地区行企业制，除了我熟知的合约结构外，有两个观察支持。一是他们的投票选举着重于办事能力；二是禁止政治活动，甚至不准拉票。买卖官职的行为有所闻，是事实，但一般知情的说，这些年减少了很多，不时尚了。
上头严禁有效，但买卖官职的行为大幅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带来另一种麻烦。官职的工资实在低：一个县长有住所，也有应酬饭吃，但工资只每月二千人民币，虽然地区优胜的有奖金，但不多。这就带来人材流失的倾向与一个“五十六岁的假说”。后者是指干部五十九岁退休，到了五十六岁，积蓄不够，多多少少会考虑怎样赚些“好处”，或贪污起来。另一方面，我左打听右打听，虽然赚取外快的行为不少，但“正规”的贪污是大幅下降了。跟几位知情的朋友畅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同意，地区的激烈竞争是贪污下降的一个原因。他们也指出，能干而又做得不错的干部占大多数，有些贪污的也做得好。
地区政制上还有另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那是“市”的定位。说过多次，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即是说经济权力落在县之手。市呢？除了某些有自己的发展土地(一般没有，或很少)，“市”本身是没有经济实权的。头痛所在，是没有经济实权的市，在人事上却有权管拿着经济实权的县。从一个商业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地区政制——应该那样看——这个市与县之间的权力安排是不对的。县是今天中国地区竞争的命脉，其经济权力范围大致上不能改。北京要考虑把“市”再定位。
今天向前看，中国最大的麻烦是来自外间的影响。高斯真的担心美国的经济思维，引用于中国会闯大祸。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年前北京提出的反垄断法，是美国反托拉斯的进口货，害得我要大骂十篇文章。最近再提出的反垄断法(不是早一点的反收购垄断)，大有改进，但有机会还要骂。什么最低工资之类也是外地证明行不通的进口货。至于那些建议什么联邦制、代议政制等言论，比起我这个只略知地区政制的人，对中国的制度更是一无所知。是那么容易取得的数据，为什么这些政治专家不参考一下呢？说过了，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没有秘密的国家。经济实践之道，什么方程式，什么博弈理论，皆废物也。
进口货，最头痛可能还是货币制度的思维。我跟踪了美国的货币制度四十多年，知道不是好制度，与朱镕基时期搞起来的中国货币制度相比，输了半条街。美国的货币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实践很困难。格老时期美国的利率轮上轮落七八次，目前这一轮是提升了十七次。这是什么可取的制度了？币量理论，头痛头痛，尤其是地球正在一体化的今天，货币专家连什么算是货币也搞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何必清楚呢？朱老划定下来的货币制度说，稳定币值是不需要懂得怎样算货币量的。
看官须知，经济制度不同，需要的政治制度也不同，而零件政策的处理也因而有别。进口“零件”思维，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百鸟归巢，纵是名牌配搭得好很困难。二十多年来中国石破天惊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还是走自己的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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