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家乡的代表在谈家桢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大会上致辞。（本报记者 沈朝晖 摄）　　

　　本报讯（记者沈朝晖　通讯员施 英）我国遗传学泰斗、宁波籍中科院院士谈家桢迎来百岁华诞。昨天，复旦大学举行谈家桢百岁华诞庆典暨遗传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向谈老发来贺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树声，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教育部部长陈竺，上海市领导，海内外遗传学专家和谈老的弟子等各界代表参加庆典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余红艺代表前往祝寿并在庆典大会上致辞。

　　谈家桢院士是宁波籍院士中继贝时璋后的第二位百岁寿星。他1909年9月15日出生于今江北区慈城镇，是我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1937年留学回国，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基因”两字就是由他翻译而来的。他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遗传研究所主任、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等职。谈老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历经坎坷艰苦，坚持科学真理，为我国乃至世界遗传学科研与教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1980年，谈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他还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余红艺在致辞中说，谈老是甬籍94位院士中的杰出代表，家乡人民不仅为谈老所取得的成就倍感骄傲，同时也为谈老始终心系故土，关心和支持家乡的赤子情怀深深感动。她表示，我们一定会秉承和发扬谈老“热爱祖国，坚持真理，追求科学，敢为人先”的崇高精神和优秀美德，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把家乡宁波建成富裕、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谈老资料照片。（施英摄于2005年12月）

谈老与夫人邱蕴芳医生合影。（施英摄于2005年12月）

谈老资料照片。（摄于1995年）

谈老98岁生日照片。（摄于2006年9月15日）

　　谈家桢院士简介

　　谈家桢是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我国遗传学奠基人。1932年，谈家桢获北京燕京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34年，应现代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的邀请，到美国摩尔根实验室留学，在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他拒绝导师的盛情挽留回到祖国，应竺可桢校长之邀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1945—1946年间，他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赴美做客座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后又任遗传研究所主任、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校长顾问等职。他还曾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谈家桢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逾70年，先后发表了百余篇研究论文和学术论述方面的文章，主要汇集在《谈家桢论文选》(1987年，科学出版社)和《谈家桢文选》(1992年，浙江科技出版社)中。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有关瓢虫、果蝇、猕猴、人体、植物等的细胞遗传、群体遗传、辐射遗传、毒理遗传、分子遗传以及遗传工程等。特别是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了重要论据。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对经典遗传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为我国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谈家桢在国际上享有崇高荣誉，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

　　199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命名为“谈家桢星”。

　　慈城小弄堂走出一位“犟小子”

　　在江北区慈城镇直街糖坊弄，有一座两层老式楼房，历经100多年的风雨至今仍然屹立。1909年9月15日，谈家桢就出生在这座房子的二楼，是谈振镛、杨梅英夫妻6个孩子中的第三个。

　　慈城历来是一个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贤哲辈出的江南古镇。在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熏陶下，幼年的谈家桢机灵、好动，对周围的事物充满着好奇心。慈城旁边的小山、田野里到处留下他的足迹。他会爬上树去捉知了，看它怎么唱歌，也会长时间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有时爬到高高的树上，就呆坐在树杈上看着青山绿水，听着蝉鸣鸟叫。晚年的谈家桢在回忆童年时说：“那时，神奇的大自然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我后来选择生物专业有很大关系。”

　　粗通文墨的父亲谈振镛曾是一名杂货铺学徒工，后来在亲戚帮助下到邮局里当一名小职员，母亲杨梅英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刻苦，对聪明的谈家桢爱护有加，他们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6岁那年，谈家桢在当地上私塾，老塾师为他们讲《千家诗》，教他们练书法。幼年谈家桢的记性特别好，很多课文都是过目成诵，而且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理解，所以很得老先生的喜爱。

　　一次，老先生教他们学王维的古诗《鸟鸣涧》，当先生摇头晃脑念出“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四句诗时，谈家桢小脑袋瓜中浮现出慈城满街的桂花树和小河上漂浮着的金黄色桂花来，觉得诗的意境与他观察到的大自然不一样，于是就站起来说：“先生，不对的，桂花是被风吹落的。还有，夜里小鸟都睡着了，月亮出来哪里会叫？”小小年纪提出这样的问题，惊得老先生一下子愣住了。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谈家桢父母的耳中，深明大义的父母并没有责怪自家儿子对老先生的“大不敬”，倒觉得这孩子非同一般，可不能耽误他的功课。不久，父母把他送进了教会办的道本小学。1921年小学毕业后，为了让谈家桢学好英语，父亲又把他送进了教会办的宁波斐迪中学（今宁波四中）。

　　教会学校把《圣经》列为重点课程，课上要熟练地用英语背诵《新约》与《旧约》，每天早晨还要作祈祷。对此，谈家桢一点都不感兴趣，尤其是《圣经》中《创世说》宣扬“人是上帝创造的”，他觉得完全不能接受。虽然不喜欢这所学校，但谈家桢在学习上还是很认真，他也熟读《圣经》，还到教堂去做礼拜，以便提高外语听力和表达能力。就是在那时，他开始思索起生命起源的问题。谈老在一份回忆文章中说：“那时，我常对着镜子问自己：‘我是怎么变出来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带着好奇心的企求认识自身的思想萌芽，每每诱发着我的想象。”

　　由于谈家桢是斐迪中学为数极少的不信教的学生之一，因此，一些外籍教员常对他侧目而视。有一天，一名外籍教员要谈家桢回答：“人是谁创造的？”谈家桢就是不肯按《圣经》所宣扬的那样来回答，而是说：“究竟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我们还不清楚，这要由科学来回答。”教员听了大为恼火，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报告了学监。结果，学校把本来准备奖给他的一笔奖学金取消了。同学们深为谈家桢可惜，对他说：“你真傻，为什么不照《圣经》说的回答呢？像留声机那样重复一遍多方便！”谈家桢说：“我不信上帝信科学，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科学会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倔强的谈家桢顿时令同学们刮目相看。晚年时，谈家桢谈到这件事时曾对一名记者说：“你知道吗？我小名叫阿犟。原因就是我性格倔强呀！”这名记者当时光听语音以为是“倔强”的“强”字，抑或宁波话“祥”的读音？结果他说：“不对！是倔强的‘强’字下再加个‘牛’。”对教会的顶撞，印证了谈家桢小时比“倔强”更加“牛”的脾气。

　　由于屡次与学校当局在这类问题上发生冲突，1925年，谈家桢转学到浙江湖州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1926年，谈家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三中，并被学校免试保送到苏州东吴大学，并选择了对自己一直有吸引力的生物学专业。

　　从慈城小弄堂里走出来的“犟小子”，自此走进了广阔的遗传学天地里。（本报记者 沈朝晖　通讯员 施英　采写　整理）

　　追求科学真理不低头

　　谈家桢一生追求科学真理。他一直认为，追求真理使人获得自由。而他的犟脾气，使他在追求科技真理过程中，即使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是政治迫害，他都绝不低头。

　　从这次庆祝谈家桢百岁华诞的纪念文章和弟子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谈家桢对科学真理的不屈追求。据谈老最早的学生之一，现为复旦大学教授的盛祖嘉回忆，谈老到浙江大学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学辗转内迁。最后生物系迁到湄潭的一个破旧不堪的唐家祠堂里。动荡不定的生活，给研究和教学工作带来异常的困难。谈家桢和学生一起，进行果蝇和瓢虫的野外采集和试验研究，晚上在煤油灯下对着显微镜进行观察。就在这样艰苦6年时间里，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的一些代表性论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同时也培养了以后在科研、教学上成绩卓著的第一代研究生。1944年，谈家桢在这座祠堂里研究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1945—1946年赴美做客座教授期间，他对嵌镶显性现象的规律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在1946年发表了“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嵌镶显性”的论文。这一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在众多谈家桢学生的回忆文章中，记者看到这些学生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建国初期谈老受到荒谬的“米丘林派”的压制而不屈斗争的描述。原来，在1948年8月，苏联有个叫李森科的农学家，作了一个所谓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充斥其中，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而后苏联宣布摩尔根的遗传学为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生物学。并声称，遗传学家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本质上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的反映”。为此，苏联国内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销毁了有关教科书和文献资料，在苏联的摩尔根派专家遭到了严重的迫害。谈家桢当时正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遗传学大会，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华东师范大学的冯之浚院士回忆说，此次会议以后，谈家桢应邀前往美国作学术性访问，美国科学界的许多老朋友都劝谈家桢，苏联正把摩尔根学派往死里整，你是摩尔根的弟子，如果回到共产党有望执政的中国去，没好果子吃。还是干脆留在美国。但谈家桢报效祖国的信念没有动摇，1948年年底，他再次回到了中国。

　　回国后，谈家桢仍执教于浙江大学，当时并没有因他是摩尔根的弟子而受到排斥。但是，“李森科”风波并未就此结束。现为东南大学教授的高翼之回忆，1950年年初他在复旦上二年级时，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鼓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等问题。努日金对谈家桢说，你一定要从反动的遗传圈子里跳出来，并宣称“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谈家桢当即回答：“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关系？”断然拒绝转投米丘林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谈家桢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而那年年初，学习苏联模式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在全国推行起李森科那套东西和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同年秋天起，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有关研究课题也被停止。谈家桢在政治上、学术上受到极大压力，身为生物系主任，却不能教遗传学。但他并不气馁，虽被禁止教摩尔根遗传学说，但也坚决不教“米丘林派”学说，他就坚持翻译国外的遗传学研究先进成果，教学生进化论课程。冯之浚院士在回忆中写道：“那时，谈老始终坚信科学终归是科学，真理最终会愈辩愈明。”

　　这种局面，直到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后，才开始有了转变。民盟上海市委会原副主任翁曙冠的文章说，会议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精神召开的。由于有了“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求同存异”的会议宗旨，谈家桢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并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间的关系”、“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在几天的会议中，他心情舒畅，欢欣鼓舞，觉得中国遗传学的发展有了希望。为此他还举杯畅饮，喝得酩酊大醉。

　　但这种学术环境没能维持多久，此后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谈家桢几次受到冲击和批斗，说他是宣扬“龙生龙、凤生凤”资产阶级血统论，幸得毛泽东几次点名接见得到保护，然他的妻子傅曼芸在1966年不堪折磨，含冤离世。即使如此，谈家桢对党的信念也没有变，始终牢记着毛泽东几次要他把遗传学搞上去的指示。但是由于“四人帮”在上海的掌权者阳奉阴违，一直把谈家桢作为“内控对象”，使他没有资格参加学术活动。

　　在一份“谈家桢先生重要活动年表”中，我们看到了谈家桢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另一场荒唐的学术闹剧作斗争的故事。1972年，在海南召开了全国第二次遗传学讨论会，谈家桢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既不相信米丘林，也不相信摩尔根，要相信中国的“农民科学家”，并要广泛推广“农民科学家”张泗洲用蓖麻和棉花杂交培育出“蓖麻棉”的经验。更为荒唐的是，有人宣称利用染料可以使后代棉花变成有色棉花苗。当时的“工宣队”问谈家桢是否相信。他想，一个属棉锦葵科，一个属大戟科，二者亲缘关系如此远，一般手段能进行远缘杂交吗？他只好说：“没有亲眼见到的东西，不敢妄加评论。”这样，他便被安排到四川跟张泗洲“学习”，先后搞了二个月。他回到上海，又进行重复试验，得不出这样的结论。1975年，谈家桢收到《植物学报》编辑部的信，说准备发表张泗洲《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搞远缘杂交》的论文，并说张泗洲提出要同他一起署名。谈家桢立即回信，含蓄地以“无功不受禄”的托辞拒绝了。

　　当“浩劫”过去，谈家桢已是年近70岁且经历过直肠癌的老人了。但他没有灰心，“科学的春天”来临后，谈家桢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整顿研究，重建实验室，亲自主持制定科研规划，带领科研教学人员为抢回已失去的时间而努力工作。

　　情牵家乡

　　步入老年的谈老一直来精神矍铄，身子硬朗。但几年前他突感不适，健康状况下降，此后就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进行治疗和调理。这次谈老百岁华诞，来自家乡的代表本想登门当面向他祝寿，但考虑到谈老的健康原因，就没有去打扰他，以免影响谈老休息。

　　这次没能见到谈老，但今年1月18日下午记者随市领导去拜访谈老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虽然谈老已在病床上睡着了。那时，照料他的护士告诉我们，谈老知道家乡的领导要来后，整个上午都显得很激动。午饭后，医生为了让他休息好，还是让他按时入睡了。记者眼前的谈老，虽然面容消瘦，但坚定从容的神情中，透出了一代科学大师的风范。

　　谈老的夫人邱蕴芳医生也是宁波人，是在1973年照料病中的谈家桢时建立感情而成婚的。这次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谈老百岁华诞庆典中，谈老的夫人听到我们是家乡的记者，就讲起了谈老的近况和他对家乡的怀念之情。她说，谈老以前无论说普通话还是上海话，包括给学生上课和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都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但现在他健康不好，已不能开口说话。“前几天，我告诉他，大家要给他过百岁生日，问他高不高兴。他拉紧我的手，点了点头。我又跟他讲，家乡的代表也会来参加。我看到他的眼皮动了几下，脸上露出了笑容。”谈夫人说，谈老始终忘不了自己是宁波人，对宁波发展很关心，报纸上有宁波的消息，他都仔细看。

　　近几年，市委、市政府和市科协领导常去看望谈老，也强烈感受到谈老对家乡的关切之情。市科协主席杨志达告诉记者，那时，谈老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我们向谈老介绍宁波的发展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科技教育发展情况时，谈老听得特别仔细认真。得知宁波评上文明城市，建造跨海大桥，办起宁波诺丁汉大学等，他都很高兴。他曾说，跨海大桥造好后，上海到宁波只要3个小时，可惜自己老了，走不动了，不能亲眼看看家乡的巨大变化。还问起“宁波大学现在有生物系吗？”当得知宁波大学有生命科学院时，谈老一再叮嘱：这个一定要办好！要结合本地实际！讲到宁波籍的院士数在全国各城市中居第一位时，谈老更是开心地笑了。他还问起另一位百岁寿星贝时璋院士，他说：“我们是在浙江大学共过事的同事，又是宁波老乡。抗日战争时跟竺可桢校长一起内迁到贵州湄潭小县城时，我和贝先生一起逃难的。他人好，学问好，可惜好几年没碰面了。”对老友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告知他，贝老100多岁了，生活还能自理，身体很好。谈老听了以后很高兴，并要我们见到贝老时一定要转达他的问候。他还谈起宁波诺丁汉大学，说宁波老乡杨福家先生的功劳很大。

　　谈老何尝不是对家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早在1985年，在创办宁波大学初期，宁波市政府召开有关宁波大学筹建工作的座谈会，年届76岁的谈老怀着对家乡极大热情前来参加会议，并发表了系统、精辟的讲话，对宁波大学的办学方向和学科建设提出了方向性、前瞻性意见。谈老说：“现在世界面临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面临信息社会，人们认识到一个真理，就是人比物重要。这个时代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学科之间多方交叉，第二是知识的经济寿命短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应该创办新型的大学，以新的教育思想来培养一代新人。”他还明确提出：“宁波大学要办一所新型的开放性的、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综合性大学，培养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的开拓、创造型人才。”谈老在会上还接受了耿典华市长请他担任宁波大学名誉校长的邀请。此后，他不断为宁波大学的建设出谋划策，推荐人才。

　　1989年9月，为了鼓励家乡浙江的学子报考生命领域专业，谈老以自己的稿酬和积蓄设立了“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此后他多次用稿费向奖学金捐资扩充基金。此基金亦奖励浙江省参加全国生物学联赛获得一等奖的高中生及其指导老师，其间评奖标准略有不同，自1989年至今已有600多人获奖。去年的奖金是每人2000元，虽然不多，但寄托着谈家桢院士对故乡学子勇攀生命科学高峰的期望。

　　2003年，谈老虽然年事已高，还是欣然应邀担任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的第四届名誉会长，积极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

　　谈老对家乡科技工作者也寄予厚望。2005年，谈老向市科协负责人亲手送出他写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天下太平”四句话。他具体解释说：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丰衣足食，就是用生物学研究成果推进农业发展；安居乐业，则是要研究解决环境问题；延年益寿，当然是进行医药开发；天下太平，是要制止生物武器，维护世界和平。他希望家乡的科技工作者也能这样，言谈间对家乡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谈老，您是家乡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