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望百年 亲城之恋 小宁波说:“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阿拉是个宁波人。” 老宁波说:“还是最爱吃阿拉宁波产的咸菜,透骨鲜!” 小宁波说:“大桥通了,一天能跑好几趟,可以经常去买爷爷爱吃的宁波海鲜了。” 老宁波说:“阿拉是走不动了,希望孩子能常回家乡看看。” 上海与宁波,地缘相近,血缘相亲。对宁波市民来说,上海滩有一种亲和力和神秘感;而上海市民对宁波又有一种原乡故土的怀恋情结以及文化上的认同。 如今,“世界第一跨”突破了杭州湾的阻隔,两座 “阿拉”城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亲近,两座“亲城”之间的亲情也将愈加彰显。 “阿拉”宁波闯荡上海滩 沪甬间的渊源始于清初。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李瑊研究发现,宁波人移民上海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清初到上海开埠;从上海开埠到1911年;从1911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尤其是后两阶段,移民最多。 与其他移民不同,当年的宁波人奔赴“上海滩”时,少了一份惶恐和悲凉,多了一份希冀和想像,因为上海代表着财富和未来,他们是为寻找发展机遇而来到上海的。 唐宋以来,宁波一直是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外贸码头,鸦片战争之后,与上海同时开埠的宁波,地位一下沦落了。 当时的宁波港码头在甬江上,仅能航行千吨级帆船,但外国轮船动辄数千吨,到了19世纪末期还出现了万吨轮。 轮船进不了甬江,却能进黄浦江,加之黄浦江码头距离长三角的核心地区杭嘉湖和苏锡常都很近,上海滩取代了宁波港。 宁波港上千年来形成的商人群体为了生计,讲着“阿拉”迁移到了上海。于是,宁波人开始在百里之外有了“亲戚”。 转型“现代”宁波人立下头功 据李瑊教授的研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人在上海达到鼎盛,在沪宁波人有40余万,从商者达5万多人,他们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出现了近代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宁波帮”。 在上海这个大舞台,宁波人创造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许多多引以自豪的第一,上海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印刷厂、灯泡厂、染织厂、化学制品厂……都为宁波人创办。 直到20世纪中叶起,宁波商帮才撤离上海,转战香港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以这么说,在上海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每个重大的节点几乎都刻印着宁波人的名字。而上海也慢慢成为宁波人的第二故乡,成为心理距离最近的“邻居”,几乎每一个宁波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亲戚。 再度抢滩大上海“亲上加亲” 到了计划经济年代,许多宁波人努力通过考学、婚嫁和工作调配,来到上海,他们当中,在科技、教育、文化乃至政界,有成就的不在少数。 改革开放后,宁波人再次涌入上海,他们把上海看作是必争之地。根据上海宁波经促会和宁波驻上海办事处的初步统计,目前宁波人在上海创办的企业至少有2万家。上海非公经济中,宁波人差不多占了1/3。 “精明”的宁波人知道,在中国,上海的商业战略地位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以媲美,它是宁波通往世界的“桥头堡”。他们中不少人开始定居下来,成为新上海移民。 据统计,目前在上海,宁波籍人士及后代至少有200多万人,此外还有10多万新上海宁波人,每逢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佳节,就踏上回乡之路。 近邻将让“亲城”旅游商机无限 从两座“亲城”频繁走动的亲戚中,两地的旅游业闻到了“商机”,特别是面对杭州湾跨海大桥即将通车的特大利好。 “通车拉近两地的距离,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宁波将成为上海人出游的首选目的地。”说这话的陈民宪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但现在身份则是宁波旅游局副局长。 今年3月,陈民宪早早率团到了上海。他说,宁波拥有真山真水真自然,古城古镇古文化,这都是上海这个大都市所稀缺的,但以往受制于交通。如今宁波被纳入“两小时旅游圈”, “上海市民对于原乡故土的怀恋情结以及文化上的认同感,都让我们有了充分发挥运作能力的空间。” 一位长期从事旅游研究的学者表示赞同。他解释说,当7天长假开始让位于清明等人情味浓厚的传统假日后,将会引发另一种人文旅游的效应,人们开始越来越钟情于慢游,特别是到周边走亲访友。 对于宁波来说,与上海 “亲城”的先天优势,加上大桥促成的“近邻”效应,发展旅游业可谓得天独厚。 “阿拉” 上海开埠之初,广东移民数居首位,可没多久,就被宁波人所取代。沪语中,不少方言都来自宁波,最典型的就是“阿拉”。 在宁波话里,阿拉指代“我们”或“我的”或“我们的”。 根据语言学家考证,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第一人称还不是“阿拉”。在上海街头说“阿拉”的还是地道的宁波移民,上海本地居民的第一人称代词是“伲”和“我伲”。 方言的变化是个渐变的过程,10年后,“阿拉”已慢慢成为上海方言的第一人称代词了。 解放后,随着移民浪潮的结束,近代意义上的上海话渐渐定型。“阿拉是上海人!”“阿拉”已完全取代了“我伲”成为上海人的象征。不过,在上海郊县“我伲”仍然是本地人的自称,只不过在那些有着优越感的市区人眼中,“我伲”已经成了“乡下人”的代名词。 □本版撰稿 郑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