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资料， “浙东学派”可以分３个阶段，即前有北宋时期 “明州庆历五先生”、南宋时期 “甬上淳熙四先生”开创的 “四明学派”，中有明代王阳明的 “阳明学派”，后有清初黄宗羲创立的 “浙东史学派”，由于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均为浙东人士，理论上也有传承关系，因此被统称为“浙东学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阳明的“阳明学派”和黄宗羲的 “清代浙东史学派”。

　　王阳明的实践精神与成就事功的价值观，是清代学术及浙东学派 “经世致用”的本源。王阳明的学说思想有着浙东学派的鲜明精神气质和特征。

　　第一，求实精神。在浙东学术文化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是很强调在理论上实事求是、在行动上经世致用的。他们主张，治学务必探究实理、讲求实效，并在实践中验证其是非曲直，而反对那种脱离实际、远离实践的高谈阔论。儒家之学到宋代时， “二程”已是绝对权威，而按此脉络发展形成的 “程朱”之学，已隐然成儒家正统学说，至于其所主张的 “知而后行”，自然也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接受，成为哲学之 “主流”，而王阳明以其无匹才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 “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 “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是极重视实践精神的，是讲求一种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阳明心学极力反对把伦理道德变成僵死的教条，反对用 “天理”来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反对那种言行脱节、口是心非的恶习。他要求人人自觉 “践履德行”、 “随事磨炼”，以 “知行合一”的功夫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成人们内在自觉的道德要求， “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功夫”，从而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精神的水平。 “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存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要求人人随事磨炼自己的良知，强调 “慎独”，纠正了自宋、元以来知与行、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相脱节的弊端，真正使“知”和 “行”达到统一。

　　第二，批判精神。主张实事求是，必然要批判一切虚妄迷信，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主张和不合理的制度文物。王阳明对程朱理学教条的批判，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学术复兴和思想解放运动，都起着震聋发聩、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明建国初就规定以朱熹的 《四书集注》为基础的 《四书大全》、《五经大全》、 《性理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本，程朱理学一统天下，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形成了 “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封闭局面。王阳明的学说，首先揭示出几百年来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的宋代陆九渊心学，上承孟子本旨，创 “良知”学说，起而与官方哲学抗衡，如巨石投水，晴空霹雳。它冲击了程朱理学，震撼了思想界。王阳明还提出了 “六经皆史”的观点，这是对历来六经是神圣与权威的经典著作这一不可动摇的信条的超越。他反对盲目信仰六经，提倡以六经去觉悟与发现内在的道德本性，否定经典神圣不可侵犯，恢复了历史文献的主体地位及历史价值。他还批判了对经典著作的僵化理解，提出以吾心本有的 “是非”去解释经典。

　　第三，兼容精神。批判并不是否定一切，而是扬弃，是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在浙学发展史上，一些重要的代表性人物都具有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风格与特色。王阳明虽然是孜孜以求 “超凡入圣”的标准儒家，却大量吸取了佛教、道家的思想养料，以建立和完善其心学理论体系。佛、道两家之学是消极避世之学，而儒学是积极用世之学。王阳明已认识到儒者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佛、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要求人们认真、自觉、自信地去行自己的事，服务于人类。这种兼容博采的精神，正是一个开放型学者应当具备的风格和胸襟。

　　第四，创新精神。在浙江学术文化史上，有不少富有创造性的文人、学者和思想家，或在著作体裁上独创一格，另辟蹊径，或在思想体系上自成一家。阳明心学所体现的主体意识和道德理想，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精神动力。这种创新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一直从事浙东学派研究工作的余姚文史工作者诸焕灿认为，王阳明提出的 “致良知”，其实提示了为人之道的根本准则，即讲诚信，这正是现代社会值得大力提倡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体现了较强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