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时效是正义的计时器

　　吴启钱

　　经常有来咨询的人，在我这里“碰了壁”：“你这个事情，有道理，也不缺证据，但是很遗憾，时效过了，恐怕难以胜诉。”

　　最近一个案例，是一起一二审均有疑点的案件。输了官司的被告来找我的时候，申请再审的六个月时限，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在我国二审终审的司法制度下，申请再审的难度非常大，要想通过申诉，启动重审，概率比彩票中大奖还要低得多。

　　懊悔不已的当事人，抹着眼泪离开我的办公室。望着那个女孩消失在雨幕中的背影，我想象自己本来可以像外国同行一样，耸耸肩，两手一摊，做出无可奈何状。但我做不出。毕竟，当滚烫的正义期待，撞上了冰冷的时效规则，当事人的痛与悔，是旁人无法想象的。

　　正义是维护人类尊严的法治核心价值。人们常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是就“大正义”来说的。具体到个案，正义不仅可能迟到，也可能缺席，更可能因为当事人自己的疏忽或懈怠，而成为等待不到的“戈多”。

　　因为，与正义相伴相随的，是一只“点到为止”的沙漏。这只精准的沙漏，既体现为程序上的时限，也体现为诉讼上的时效，前者如刑事案件中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的法定办案期限；后者如普通民事纠纷中的三年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行使施加了时间限制，要求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限内主张权利，否则将丧失胜诉权。

　　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途径，为什么又要设立时限或时效这个看似阻碍正义实现的制度呢？法律一边说要保护守法者，怎么一边又在偏袒义务人？时效制度的实施，正义不就被“时间”给“绊倒”了吗？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那条昼夜奔腾不息的时间之河中发生、发展及至消灭。三千年前的孔子，就以“逝者如斯夫”的感慨，道出了时间的真谛。正义的实现也一样，既要追求个案的公正，也要考虑时间这个变量，兼顾社会整体的效率和秩序。时限或时效制度的设立，正是法律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对时间这一宝贵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如同新鲜牛奶终会变质，法律对权利的保鲜亦有期限。如果允许案件无限期地拖延，或者允许权利人无限期地保留诉权，那么社会秩序将变得混乱不堪，法律关系也将变得错综复杂，最终将损害到更多人的利益。

　　这不是对义务人的偏袒，更不是对守法者的惩罚，而是对勤勉者的奖赏，对懒惰者的惩罚。

　　1998年，小王向隔壁老朱借了5万元做生意，约定2000年底归还。然而，去南方发展的小王并未如约归还，而让借条沉入了光阴的长河里。但是，在二十多个春秋里，老朱如守夜人一般的执着，年复一年地向小王追讨借款，并留下了记录。2022年，古稀之年的老朱终于将催款函换成了起诉状。已从南方回来的“老王”，信心满满地以“诉讼时效已过”进行抗辩。法官最终支持了老朱。因为他不间断的催款和保存完整的记录，已经截断了时效的洪流，让那一纸借条的重量穿透过时光的尘埃，在正义的天平上猎猎回响。

　　重庆一基层法院审理的一起继承权纠纷案，情形正好相反。刘母30多年前去世时，遗留有房屋一套，兄妹未作继承分割，即各奔东西。三十载春来秋去，妹妹年年回故乡，却始终未提继承之事。前几年，拆迁补偿的喧嚣，唤醒了她沉睡半生的继承权主张，她提出了分割母亲遗产的请求。不过，她的请求却撞上最长20年诉讼时效，这堵时间垒砌起来的坚壁——纵有故土旧梦、手足情深，终难敌法律为秩序筑起的遗忘堤坝。当年的媒体，以《继承开始数十载后起诉继承祖宅，因超过二十年诉讼时效终败诉》为题，报道了这个案件，并提醒我们：“法律帮助警醒者，而非沉睡者。”

　　的确，时效制度如同法律设计的精密齿轮，通过时间维度平衡个体权益与社会整体秩序。理解时效制度的本质与时效规则的适用逻辑，才能避免“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让期待的正义能够如期抵达。

　　但时效绝非正义的敌人。毕竟，《民事诉讼法》还留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裁判则不受六个月再审申请时限限制”的救济通道；而且，法律还规定，对于诉讼时效，被告不抗辩的话，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的。

　　这正是法律的温度。

　　或许那位女孩，还会在某个温暖的春天，再次按响我办公室的门铃，带着她新发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