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甬军：面对关税冲击，浙江如何应对

    陈甬军

　　自4月2日美国宣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计划以来，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从最开始的20%，一路升高到最高达245%。美国不断升级加征中国关税，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暴露了其典型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本质。

　　货物贸易逆差是美国滥用关税手段，挑起贸易战的理由，然而事实上，中国并未刻意追求顺差，中国占美国货物贸易总逆差的比值已经连续多年下降。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大进大出的特点，若以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国对华逆差还将大幅减少。如《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所言，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既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加征关税不会让美国实现“逆差清零”，也没法让美国的制造业“重现辉煌”。以货物贸易差额作为单一标准评价两国双边贸易是否平衡，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化生产普遍存在的今天是不客观也不全面的。除了货物贸易外，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也是评价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在这两个方面，美国占有更为突出的优势。另外，美国确定所谓“对等关税”税率的计算方式更是粗暴随意的，只是简单地拿美国对该国（地区）的逆差占该国（地区）对美出口额的比率打对折后计算得出。这种计算方式显然是不合理、非科学的，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

　　早在2017年，美国就曾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和当时相比，中国应对本轮贸易战存在几个特点。首先，应对美国关税升级，我国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序。经历了8年贸易战，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就如何应对美新一轮对华遏制打压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外部影响程度动态调整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可以说，针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我们早有预判，对其可能产生的冲击影响作了充分预估，搭建了多部门协作的系统应对体系，做到“心中有数、手上有招”。

　　其次，自2017年美国发动贸易战以来，我国在压力中持续发展，锤炼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构成我们应对外部挑战的核心优势。近年来，我们着力推进市场多元化，对美市场依赖度持续降低，对美出口额占比已由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我国目前是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成为我国外贸发展新支撑。同时，通过供需两端协同改革，国内经济循环不断改善，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有出口实绩的数十万企业中，接近85%同步开展内销业务，内销金额占销售总额的近75%，内需市场的容纳效应日益显著。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我们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创新驱动效应凸显。即使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在人工智能、芯片、人形机器人等科技前沿领域，我们还是取得了巨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活力。

　　最后，美国种种极限施压、胁迫讹诈的贸易霸凌行径，使得人民群众对美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本质看得更加透彻，全民族上下的认识高度统一，为我国坚决反制美国这一轮遏压提供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

　　面对关税冲击，浙江应如何应对？我想有三点值得进一步思考。其一，深化国内大循环，拓展国内市场。例如，浙江可以依托民营经济活力优势，加强省内产业集群与对口帮扶地区的产业链协作，推动轻工纺织等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建立跨区域产销对接机制，既助力帮扶地区产业发展，又拓展省内企业内销空间。

　　其二，加速全球市场多元化布局。引导企业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重点开拓东盟、中东欧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整合港口资源与跨境电商优势，构建覆盖新兴市场的贸易服务网络，形成传统与新兴市场并重的立体化出口格局。

　　其三，强化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聚焦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科技等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工业设计赋能传统产业提升附加值，培育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精特新”产品矩阵，构建难以替代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作者系浙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