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从九大亮点看超常规逆周期政策的内涵
刘元春
2024年以来,国家政策在应对现实问题中有一些调整,经过探索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新共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作是对过去两年经验以及各种讨论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体现了我们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实事求是精神品格。一系列新目标、新政策框架、新政策举措反映了我们打破传统、理性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它所蕴涵的新思维、新逻辑、新框架和新举措开启了新常态新阶段科学、理性应对各种新问题的新体系。
认识本次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对于准确把握本次会议精神至关重要。会议提出的措施是一个综合性方案,旨在针对特定问题提供系统的新解决方案。这些亮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亮点一:对新形势、新规律进行了深入研判和总结,系统梳理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现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统筹”十分重要,体现了党中央对于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其中,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尤为关键。尽管这些概念并非新词,但在当前背景下,其内涵都已具有新意。新内涵强调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但过去频频出现内卷式招商引资、非规范性执法以及流动性不足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出现大量乱作为,所以,做好当前的工作,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宽松,同时必须高度重视规范政府行为,以提振地方政府行动的信心。此外,有效市场的概念亦不容忽视。当前,市场失灵问题频发,尤其是在资本市场定价失灵方面。这种统筹旨在应对市场端和政府端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当前“低价格”现象产生的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都既根源于政府端,也根源于市场端。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五大统筹是我国政策框架进行转型和再定位的重要标志,是对当前学界有关新理论、新框架、新范式内涵讨论的一个全面总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五大统筹的总结标志着打破传统思维已进入到体系化阶段了。新理论、新框架、新范式的核心内涵需要学界在中国场景下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解读。
亮点二:在“9·26”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导下,对增量政策的进一步明确,确立了2025年稳增长的新目标和新定位。这些目标包括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虽然,在往年这些目标被视为常规目标,但在当前环境下,它们却变得非同寻常,需要采取超常规手段,以实现稳中求进。与过去几年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并行的情况不同,当前政策全面强调了超常规与逆周期政策的重要性。这反映了在非常态化环境下,常规目标需要超常规的政策来实现,这一点对于理解和执行政策至关重要。
亮点三:进一步明确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为宏观政策的具体定位提供了明确的框架及相应措施。政策的具体内涵对市场预期的引导十分重要。其中关于财政赤字规模的突破、国债市场的功能、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市场功能的关注、货币政策对于物价水平的关注等方面都表明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框架在债务观、货币观的调整下将出现框架性的突破,从而为稳增长提供新的超常规逆周期调整。
亮点四:将消费放在重中之重,并提出了新的举措,特别是消费专项行动的新提法新举措。该行动旨在通过民生建设促进收入增长,进而推动消费,形成了促进消费的新策略。这一策略通过管理资产负债表,特别是稳定房产市场、股市和预期来稳定消费,考虑到白领阶层对资产负债表变化的敏感性,这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值得关注。在原有的“两新”基础上,消费专项行动全面扩容,从全国层面推进。该行动将居民消费扩张置于政策优先位置,成为2025年政策工具的核心亮点。
亮点五:首次在宏观调控中将“投资效益”置于核心,体现了宏观经济政策着力点的调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投资效益提升至重要位置,这凸显了中国宏观经济要改变重投资不重消费,重规模不重效益的政策取向,说明宏观经济必须最终要落脚到投资效益的提升之上,通过提升投资效益,增强增长动力和大循环动力。这标志着政策的重要转变。
亮点六:首次在新质生产力中把内卷式竞争、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纳入,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到实处。同时,针对当前面临的内卷式招商引资和企业过度投资与过度进入行为,提出要进行系统治理。这些问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可能催生出新型产能过剩,成为当前市场出清调整的核心障碍,必须从制度层面给以清理。
亮点七:提出了七大标志性改革举措,旨在配合提振信心,并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00多项改革措施。改革的实施应有序进行,区分轻重缓急,并抓住改革的窗口期。在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改革的动力也随之增强,促进稳定的关键是在系统性和深层次的改革上下功夫。这些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统一大市场、财税体系、平台监管、资本市场以及规范执法等七大领域,这对于解决当前投资信心低迷至关重要。
亮点八:进一步强调了房地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并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城市更新等举措作为加速房地产回稳的中期布局。该战略涉及对房地产流动性的进一步宽松,以及通过政府大规模收储来解决房地产库存和市场流动性回收等系统性问题。鉴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很大,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很多。全面实施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利用大量房地产库存来提供房源,从而使房地产调整的力度达到一个新高度,进一步加速房地产市场的筑底反弹。
亮点九:将单边开放纳入应对中美冲突和各种逆全球化的举措之中。单边开放不仅包括签证政策,还包括市场和产品等多方面的开放。这要求我们进一步理解贸易多元化,并在打造中国投资品牌方面采取新措施,利用开放政策来对冲美国的霸凌行为和孤立主义。
这些亮点是我们应把握的重点,因为它们与以往的政策不同,展现了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新思维、新逻辑和新框架,同时也显示出此次宏观调控具有里程碑意义。
市场的解读多种多样,正确引导市场预期至关重要。若市场参与者未能形成统一且正确的理解,可能会导致执行上的偏差。因此,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深入理解超常规逆周期政策的内涵,深化对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以及如何将其与过去的调控实践相对应,以提出2025年至2026年中期的财政布局举措。此次超常规政策不仅体现在力度和工具上,还体现在期限上。面对的挑战包括房地产调整、中美贸易冲突、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地方债务和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等问题,这些均非短期问题,而是中期挑战。因此,逆周期政策的调整不能仅仅局限于年度布局,而应有更长远的考量。
未来两年内面临着逆向因素及其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已被广泛认知。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行为的博弈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需要通过大量的谈判来解决。因此,超级博弈性使得不确定性更加复杂,这要求我们强化底线思维,强化政策储备,并加强对黑天鹅和灰犀牛等冲击因素的应对。对超常规政策内涵的理解必须清晰,它不仅在规模上超常规,也可能在应变能力和授权体系上具有超常规特点。鉴于宏观运行体系环境的变化,政策渗透的力度和方式也需要变革。例如,202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基层直达就是方式上的超常规。在这些方式上,超常规政策的内涵应超越过去二十年欧美提供的理论框架,正视中国机制体制的新变化,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弹性和韧性基础,重新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常规政策实施体系和相应的指标体系。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包括对宽松货币政策的界定,以及是否需要从通胀盯住制转向名义GDP盯住制等关键问题。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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