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准确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

　　郑永年

　　2023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一个全方位、复合型的现代化定义，也是迄今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如果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那么无疑具有多重伟大意义。　

　　第一，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完成中华文明复兴的目标。文明复兴并非复旧，而是文明的再造，是一种文明新形态，而文明新形态需要通过现代化来获得。

　　第二，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强大推动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达到50%左右。近年来，尽管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不好，包括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现代化就是要让人类脱离贫穷，在这方面，中国的贡献更为巨大。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在为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第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为那些追求现代化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信心来源。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向这些国家传递了至少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只有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才会成功；其次，也表明中国不会像过去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向外推行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到其他国家之上。　　

　　正因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性质决定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实现自身使命来执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使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

　　伟大的使命和崇高的目标已经确立，也必须追求。但是必须意识到，追求这一使命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只有认清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困难和挑战，才能认识到所需要的改革和开放。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深度融入世界体系，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化、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也面临诸多需要应对的挑战和需要克服的困难。　　

　　面对外部大环境和内部小环境的变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西方所定义的概念范畴，而是中国自己界定的符合中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诸多政治体制改革体现在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上。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须深化十大改革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需要怎样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从对内改革来看，至少可以考虑如下十个方面的改革内容或者举措。　　

　　第一，确立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围绕高质量发展来达成广泛共识，高质量组织资源，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社会共识是改革最大的推动力。　　

　　第二，推进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一方面，实现政策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过程的相对分离。另一方面，可以整合高端智库系统的研究力量，融合政府和社会两股研究力量，实现体制内外的相对一致性。　　

　　第三，强化中央政府的政策协调功能。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置于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之下。各部门改革要服从总体国家利益，围绕“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这一原则，一切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强化协调功能，把各部门利益导入整体国家利益。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需要互相评估自己出台的政策给对方带来的影响，做好预判和对应方案，避免“合成谬误”。　　

　　第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长三角地区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要推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之一，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应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和抓手。　　

　　第五，增强中央的统筹功能。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需要中央政府强化其统筹功能，尤其是“软基建”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硬基建”建设得很不错，全国性的公路、高铁、港口设施、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现在要推动“软基建”建设，就是要积极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公共服务等问题。“软基建”建设好了以后，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区域自由流动。同时，“软基建”可以“保底”，保障基本社会公平和公正，这也是中产阶层的制度保障。　　   

　　第六，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和地方政府两个发展力量。要进一步动员民营经济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发展力量，进行“清单式”的梳理，搞清楚民营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在哪里，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发挥作用的堵点、难点又是什么。只有清楚地识别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转化为地方经济红利。　　

　　第七，通过松绑赋能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发展作用。经济活力唯有通过市场微观主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只是规则、规制和法治等营商环境的提供者和维护者，微观层面一定要松绑。　　

　　第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要逐步取消户口制度：城乡只是居住概念，而不应是身份概念。城市不仅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可以成为农民的新家园。同样，农村也可以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要鼓励城乡双向流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第九，把握好改革的方法论。一是要“先立后破”。应当为“旧动能”留存一定空间，构建“新动能”对“旧动能”的倒逼机制、替代机制。二是围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的“三驾马车”。要通过新的“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实现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三是要重视资本在推动变革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因此，在金融领域要处理好发展与监管的平衡，要发挥金融服务经济的作用。　　

　　第十，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作用。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强国，就必须发展世界性的金融中心。要重塑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通过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尤其是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协同，把香港塑造成为上海之后的“第二个金融中心”。

　　高水平对外开放应从五方面着力

　　从对外开放来看，至少可考虑如下五个方面举措。　

　　第一，在经贸方面，斗争但不脱钩；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方面，斗争但不冲突。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个特征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中国作为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　　   第二，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与国际规则对接，在对接的基础上参与规则制定，在参与的基础上争取规则制定权。　　

　　第三，推进精准的单边开放。可以系统地分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从而确定哪些内容我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优先实施。这不是无原则的改革开放，而是根据我国的需要推动的开放，可以把它称为“精准单边开放”。　　

　　第四，加快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要加快落实RCEP，以充分利用其潜在的经济红利，进而在RCEP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更高水平开放和更高水平区域产业布局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　　

　　第五，建设开放的企业系统，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要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把内循环和外循环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企业层面，要通过建设开放的企业系统，推动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实现生产要素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嵌入国际大市场结合起来。　　

　　总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而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进入新时代，面临国际国内大变革，我国需要新的“三大法宝”，那就是改革、开放、创新，这既是我们认同的时代价值，也是我们通往美好未来的有效途径。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