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金星：被打脸的悯农人

　　缪金星 

　　又是一年春种季，耘田耕播正当时。现如今，无论是倡导“节粮光盘”，还是强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在我看来，无不遵循着人勤春早的古训，于这片希望的田野，播种下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

　　纵观诗家，在众多赞美劳动、体恤农家的诗歌作品中，最为出彩的，无疑是李绅的两首《悯农》诗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两首诗遣词指意独到，通俗简朴，朗朗上口，既揭露残酷的剥削制度，种地人劳而不得其食，又具体形象地描绘了烈日下劳作的辛勤，劝导人们珍惜粮食，珍惜劳动成果，表达了对底层劳苦大众真挚的同情之心。

　　生活于唐朝中晚期的李绅，曾官居宰相之位，封赵国公，死后还被追赠太尉，谥号“文肃”。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真正让他名垂后世的，不是生前显赫的权势，而是他的这两首《悯农》诗，被后人争相传诵，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之作。

　　有人说，“功名之士，必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厚大雅之响”。什么样的人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指文章格调与作者人品一致。自古文坛就有从文签品、以品辨人的说法。文字承载着思想，思想反映在人格品位上。文章极处无奇巧，人品极处只本然。质朴本色，不粉饰矫情，才称得上好文章。故屈原有忧国怀民的赤诚，才有千古《离骚》；陶渊明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才有种菊南山的后世声名；李太白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气，才被誉为一代“诗仙”。至于曹孟德“横槊赋诗”的霸气、李易安“绿肥红瘦”的才气、岳武穆“怒发冲冠”的豪气，无一不是他们真实感情的表露，因而成就了一篇篇、一首首千古绝唱。

　　按说，诗人李绅既有如此深切的“悯农”之心，更应该行其“悯农”之实。遗憾的是，这位“悯农”诗人，步入仕途飞黄腾达后，丧失了诗歌里的初心，直至蜕变成一个冷漠不仁、结党朋比、生活奢靡、滥施淫威的贪官酷吏。有书上说，他随着官职高升，生活上“渐次豪奢”，漠视百姓疾苦，每餐耗费动辄千贯。宋人笔记还提到李绅好吃鸡舌，每天杀鸡三百余只，做成一盘美味鸡舌，其余鸡杂弃之后院，堆积如山。

　　诗人刘禹锡曾参加过李绅邀请的一次家宴，写下一首《赠李司空妓》，记录下李绅“司空见惯”的穷奢极欲。“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高髻云鬟，歌姬美色。佳肴美酒，春风一曲。你李司空养尊处优，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早已觉得平常，可我刘禹锡肝肠寸断，怎忍心目睹这样的场面。

　　最终，李绅从一个“悯农”少年，活成了一副他自己曾经讨厌的模样。大概，随着生存状况的改变，尤其是当个人的地位发生转换时，人的丑陋本性也随之暴露，而当内心的修养和环境的约束失去起码的制衡，昔日的《悯农》诗，成了打向他脸庞的一记响亮耳光。

　　以文鉴品，以品论人。一直以来，我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但真要把文章和人品直接挂钩，以诗歌的优劣来评判一个人的品性，或又是另外一个结论。事实上，有文品而无人品的人比比皆是，以我所知的那些历史上的坏人，不乏精于诗史书画者，也多有爱菊种竹、赏莲赞梅的，但他们做起坏事来，哪里还有君子的模样？蔡京写得一手好字；秦桧科举出身博学多才，现在通行的“宋体”，据说就出自秦桧之手；和珅不但长得帅，还通晓满、汉、蒙、藏多种语言……最终，这些人却落下一世骂名。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这是宋金时期元好问的一句诗，说是笔下文章的文雅，不能证明作者为人的脱俗，作品的格调趣味不一定代表作者的人格品行，再次强调，以文察人难免失真。或有人断章取义，把过去的李绅和后来的李绅混为一谈，错把他当作好人了，好在历史的评判是公正的，青史留名抑或遗臭万年，真正的根源还在于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