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同 徐红映：浙东书风 源远流长

　　潘志同 徐红映

　　浙东书风，是由晚清以来慈溪先贤梅调鼎始创，经钱罕及再传弟子继承并发扬，形成的具有广泛意义的书法风貌，富有强烈的地域人文色彩和艺术个性，是浙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东书风源远流长，是浙东书法的继承和发展。就书法技艺而言，浙东书法最早可追溯到出土于余姚的汉《三老碑》。晋代王羲之汲取古越文化精华，摆脱汉魏笔风，创作形成了笔势遒美健秀，风格简淡冲和且自成一家的书法，为浙东书法奠定了基础。隋代智永禅师弘扬二王书法，创立“永字八法”理论，推动了浙东书法的发展。虞氏文人书法家族世居余姚，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将浙东书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宋元至明清，浙东书坛不断涌现张孝祥、屠隆、丰坊、姜宸英等名人，千百年来，晋唐书风一脉相承又绵延不绝。梅调鼎开创形成的既融古法又出新意的个人书法风格，正是这个源流的继承和发展。

　　就美学风格而言，浙东书风深受浙东文化滋养。西晋永嘉之乱，中原世族衣冠南渡，王谢诸家迁居浙东大地，塑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审美。浙东秀美的山川和荟萃的人文，又孕育了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

　　浙东书风汲取心学精髓，娴静恬淡，追求的是对现实的超越，代表了浙东文化的一种理性选择。宋元以降，浙东地区佛教盛行，天童、阿育王、雪窦等寺禅僧习书成风。以梅调鼎、钱罕等为代表的浙东书风早期创作群体，多没有科举功名或功名不显，为书法苦持一生，使得他们更加亲近浙东禅学空灵隐逸的意境，两者的结合，在书法审美上表现出虚静的美学倾向。

　　浙东书风传承有序，技法有源。清代书法以馆阁体为王，因循守旧，千人一面。梅调鼎年轻时曾补博士弟子员，后因书法不中见黜，不得省试，从此绝意仕进，发愤学习书法。少时致力于二王，中年以后参酌南北碑书，晚年笔势沉雄剽悍，碑帖兼蓄，南北融合，脱离晚清馆阁体的书法束缚和艺术窠臼，开创形成了以用笔方圆兼施、结体典雅、风神秀逸为特色的个人书法风格，成为后世公认的浙东书风的开创者。

　　钱罕在梅氏亲炙的门生中最为著名，在继承梅氏书风之外，又融入汉魏六朝碑学，统合南北碑帖，是浙东书风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沙孟海评价其“临涉碑志百余石，每石皆有特色，古今书家殆无第二手”。钱罕的弟子中，较为著名者有沙孟海、钱文彬、凌近仁、沈元魁、沈元发等人。

　　沙孟海曾受业于冯君木学习诗文，并向钱罕学习书法。沈元魁早年师从钱罕，得其秘传，笔法挺秀，章法疏朗，后又得到郭绍虞、龙榆生等人指点，诗书益进，成为浙东书风的当代传人。

　　这批钱氏弟子，后来成了现代宁波书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既遵循书法传统规范，法规风貌同宗同源，同时不囿于师承门派，技艺各有所长，做到了继承中有创新。

　　书风的形成是缓慢的，要经过承袭、酝酿、萌生、发展，必须经历实践和社会的淘汰，渐趋成熟。浙东书风历经一个世纪的传承和发展，文风遒劲，文脉绵延，已经成为浙东地域范围书法的主要风格。

　　德艺双馨是评价艺术的重要标准，艺术的传播也往往有赖于道德的光芒。传统士大夫集团在传播诗书礼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书法创作和传播上，他们有百姓不具备的政治文化资源，文学艺术正是通过他们从王谢堂前飞入百姓家。另一方面，官方文化机构必须延揽优秀人才，既为其提供安身立命的职业场所，又为其提供施展才艺、传播才艺的广阔空间。

　　梅调鼎的书法美学风格虽独树一帜，但不被当时主流书坛承认接受，生前并没有盛名。梅调鼎没有功名，社会地位不高，大部分时间隐居宁波或流寓上海，在商号里担任账房先生，书法成就在后世才得到认同。

　　沙孟海推崇梅调鼎书法时说：“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又评价其“是个山林隐士，生前并不著名，只有上海、宁波方面的人知晓”。对钱罕的评价也如出一辙：“造诣很高而声闻不广，久久几为社会淡忘。”钱罕应邀为维新政论家汪康年书写墓志铭才声名鹊起。

　　凌近仁、沈元魁在艺术和学问上的执着追求，再加上其生活时代社会环境更加开放包容，审美取向更加丰富多元，得以脱颖而出，成为梅钱之后的佼佼者。

　　21世纪以来，浙东书风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更为丰富广阔，书法比赛、学术研讨、艺术展览等为浙东书风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和更多的发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