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知”明州：主政四月干了啥

　　江 海

　　“潮涌三江，梦回千年。”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三江口建城1200周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那些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主政者，如四季轮回，不断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特定时间里，他们扮演着所应扮演的角色，承担着所应承担的职责。

　　这些历史人物中，曾巩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主政宁波的时间仅仅四个月。令人好奇的是，“知”明州百余天的曾巩，到底干了些啥，为何能在宁波历史上留下不错的口碑？

　　曾巩其人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他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饱读诗书。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年），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外放越州（今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

　　元丰四年（1081年），曾巩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1082年），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曾巩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

　　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欧阳修当年见到曾巩之后，曾言：“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他还专门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对“蓄道德能文章”的曾巩不吝赞扬。王安石对曾巩的评价是，“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也有诗云，“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中，又是比较“低调”的一位，知名度远不及王安石、苏轼等同一时代的政治人物。他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

　　曾巩在书法方面也颇有成就，但流传后世的极少。现存于世的《局事贴》，全文共124字，在2016年嘉德拍卖会上，以2.07亿元价格成交，平均每个字价值167万元。

　　与宁波的缘分

　　曾巩“知”明州的时间，不同时期的记载有出入。比如，南宋《宝庆四明图志》上的记载是元丰元年，而《乾道四明图经》上记载的却是熙宁年间。据曾巩的文章自述，到明州任知州是在元丰二年（1079年）的正月廿五，五月三十即离任，到亳州当知州去了。在宁波履职时间，共四个月零五天。曾巩自述的时间应该是比较可信的，有其上奏的《明州谢到任表》《明州到任谢两府表》等可供佐证。

　　曾巩“知”明州，多少有些“阴差阳错”。有一种说法，当时北宋朝廷打算指派的并非曾巩，而是与曾巩同年中进士的苏东坡。尽管苏东坡已经做足了准备，打算来明州赴任，最终想来却没来成。对此，《苏轼集》（卷七十九）中亦有涉及。曾巩因老母亲在京都，且年迈多病、身边无人尽孝，接连给大宋皇帝上奏，言辞恳切，希望酌情给予照顾，转任“京官”。

　　元丰元年十月，经过几番努力，曾巩在福州知州任上，终于接到诏书调他回京任职。他趁机转道回了一趟老家，后到达洪州（今南昌）时，方得知自己被改任知明州。曾巩的愿望又一次破灭，但朝廷之命不可违，他一路辗转江宁府（今南京）等地，在年后才到达明州任上。

　　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在那乍暖还寒的季节里，曾巩带着他那些简陋的行李和心爱的书籍，风雨兼程、千里迢迢赶来新的主政之地，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的。或许是任职时间太短之故，包括宁波地方志等史料中，对曾巩的“政绩”记载并不是太多。提到的，也只是寥寥数笔，一带而过。

　　到任后的作为

　　曾巩“知”明州时，已过花甲之年，仕途方面似乎也不太“顺当”，一些年轻的后辈才俊早已“青出于蓝”，但他淡然视之，没有因此自怨自艾，甘当“太平官”，而是“既来之，则安之”，甫一到任，便开始展现他的作为，建功立业。综合相关研究史料，其“政绩”主要有几个方面。

　　其一，主持修缮城墙。北宋一朝，提倡以文治国，军事实力相对薄弱，城防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曾巩到任时，明州的外城墙（罗城）已有180多年历史，损坏严重。他奏请朝廷恩准后，组织民力对明州城进行了一次大修。城墙大修前，按照旧时风俗，曾巩还专门写了篇《明州修城祭土神文》。为减少人力财力支出，他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旧砖石，组织人员广泛搜集唐朝以前建筑物的旧砖石，用于筑城，节约了建筑材料开支；二是采取募民代役，“力出于役兵傭夫”，既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又节省了用工经费。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明州城墙的修缮任务。

　　其二，改善对外贸易。作为海丝古港，明州是大宋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之一，为促进海外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明州主要贸易国为日本和高丽。特别是熙宁七年之后，由于北路的山东登州和密州（今诸城和蓬莱）被侵入境内的辽国所阻，应高丽使臣要求，北宋政府把登陆地改在明州，经姚江北上至钱塘江，再出运河到汴京（今开封），这条线路即宋朝与高丽交往的南路，使得明州港商船云集，海运业务更为繁忙了，一些使节和“外商”频频登陆。曾巩兼领市舶司（宋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主要机构）一职，承担着关税收取和出口贸易的管理等重要职能（在今天的东门口一带，专门设有负责具体管理的市舶所）。为改善“营商环境”，曾巩一方面主持修缮城墙，提升城市对外窗口形象。同时，千方百计创造宽松的贸易环境，方便对外贸易往来。后来，远离京城的明州，一跃成为宋王朝中央政府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这与曾巩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其三，推动兴修水利。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商农并重”的朝代之一，而“靠天吃饭”的农业，又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故此，长期主政地方的曾巩，对兴修水利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任越州通判时，曾巩就曾受明州地方官员的邀请，考察宁波西乡的广德湖，并写下《广德湖记》一文，文中提到“鄞之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之；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湖也。”这西乡之湖就是广德湖（在今天的横街、古林、集士港到高桥一带，北宋政和八年废湖为田）。曾巩深谙“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不幸”之理，加上有了之前的“调查研究”，他在“知”明州任上，力主推动对广德湖的治理和保护，组织湖域的疏浚，兴修水利工程。他的这些举动，对促进当时的农耕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留给后人的启示

　　曾巩“知”明州仅四月有余，因其时间短暂，往往容易被忽略。但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我们透过曾巩千年之前匆匆而过的背影，能看到其人格的力量。尤其对后世为官从政者而言，不无启示。

　　爱民护民是“本分”。史载，曾巩勤于政事，爱民如子。长期任职地方，使他对民生疾苦有更深切的体会，对民众有更深的感情。在越州通判任上，他察民情、防民苦，为民请命，奏请朝廷减免税赋。在齐州（济南），他打击豪强，整治治安，肃清风气。到了明州，马上组织修缮城墙、兴修水利，其中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有道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有良知、有作为的官员，一定是把老百姓的生计和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的。

　　善抓主要矛盾是“本事”。曾巩是一个有眼光、善作为、敢担当的封建官吏，他认为“官无虚名,职无废事”。在“知”明州期间办的几件事，可以说都是关系明州百姓安居乐业的大事。修缮城墙，是为了保境安民；兴修水利，是为了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改善对外贸易，是为了强国富民。每一件事，都抓住了根本，抓到了点子上。没有洞察时势的眼界，没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没有善作善成的本领，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作为的。

　　清正廉洁是“本色”。政者，正也。“正人者”，必先“正”己。这方面，曾巩有着严格的自我操守。比如，在与高丽的商贸往来中，收取外方使者和商人赠予的礼品，是当时地方官员的惯例，朝廷对此采取了默认和放任的态度。曾巩到任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他不仅自己坚决不收礼，还立即向朝廷上奏《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申明接受馈赠之弊，义正词严地要求纠正这一做法。这种“入乡不随俗”的觉悟和敢于向积弊开刀的勇气，实乃从政者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