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日荣 ：《资治通鉴》里的“兼听则明”

　　罗日荣 

　　“一面之词”往往不可信，但好多时候，人又容易掉入“一面之词”的陷阱。人的潜意识里，说“一面之词”的人是自己的心腹，是最信任的人。正是明白“兼听”之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录“兼听则明”的案例，希望大宋皇帝能够“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一

　　庞葱要陪魏太子到邯郸去做人质，庞葱对魏王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庞葱说：“如果是两个人说呢？”魏王说：“那我就要疑惑了。”庞葱又说：“如果增加到三个人呢，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相信了。”庞葱说：“大街上不会有老虎那是很清楚的，但是三个人说有老虎，就像真有老虎了。如今邯郸离大梁，比我们到街市远得多，而诽谤我的人一定超过三个。希望您能明察秋毫。”魏王说：“我知道该怎么办。”庞葱告辞而去，诽谤他的话很快传到魏王那里。后来太子结束了做人质的生活，庞葱果真不能再见魏王了。

　　“三人成虎”的故事说明：有些话虽然是谣言，但有人总是听到这样的谣言，便会信以为真，做出错误的决定。

　　二

　　孔夫子大概也是见多了这种现象，提出了“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忠告。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齐威王做得不错。

　　齐威王的左右近臣都说阿城大夫有能力，而即墨大夫官风败坏。齐威王使人暗访，结果与左右说的截然相反。事实是，即墨大夫管理的地区“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而阿城大夫管理的阿地却是“田野不辟，民贫苦”。原来，即墨大夫为人正直为民办事，不善交结朝廷近臣，阿大夫则善于行贿买动人情。

　　齐威王掌握了实情以后，就把各地的官吏召集起来，对确有政绩的即墨大夫“封之万家”，对阿城大夫以及那些因受贿而隐瞒实情的大臣处以重刑。此后，群臣悚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三

　　楚国任用昭奚恤为国相，昭奚恤弄权，经常在楚王面前恶意说他人是非，而且不准其他人去见楚昭王，引起了江乙的不满。江乙找了个机会对楚王说：有个人养了一条宠物狗，狗向井里撒尿，邻居看见了，想到他家里去告诉他，却被狗堵住门咬。现在昭奚恤常常阻挠我来见您，就像恶狗堵门一样。况且一有专说别人好话的人，您就说：“这是君子啊！”便亲近他；而对爱指出别人缺点的人，您总是说：“这是个小人。”便疏远他。然而人世间有儿子杀父亲、臣下杀君主的恶人，您却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您只爱听别人的称颂，不爱听别人的指责呀！楚王听后说：“你说得对，今后我要听取两方面的言论。”

　　昭奚恤是楚昭王的宠臣，专门搞一些小伎俩陷害同事。据说，有一次，楚昭王派出楚国最会赶车的车夫王良，为昭奚恤赶车打猎，结果昭奚恤手气实在太背，连鸟毛都没有得到一根。昭奚恤很生气，怪罪到王良头上，说王良是天底下最不会赶车的人。昭奚恤恃宠而佞，自然让楚昭王下面的臣子看不惯，于是就有了江乙的谏言，目的就是希望楚昭王能做到“兼听则明”，以免“偏信则暗”。

　　四

　　唐太宗手下有个叫许敬宗的宠臣，才华横溢，自然招致一些人的嫉妒，有的人甚至称他是佞臣，在唐太宗面前诋毁他。唐太宗听了臣子们的话之后，决定听听许敬宗的想法。

　　有一天，唐太宗问许敬宗：“朕观群臣之中，唯卿最贤，他人议其非者，何也？”许敬宗对曰：“春雨如膏，滋生万物，黎民喜其润泽，行者恶其泥泞；秋月如圭，普照十方，佳人乐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尚不能如其人愿，何况臣乎？臣无羔羊美酒难调众人之口。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信，君听臣遭诛，父听子遭灭，夫妇听之离，兄弟听之绝，亲戚听之疏，朋友听之别。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评情有度理，何须小人说？”太宗曰：“卿言甚善，朕当记之。”

　　许敬宗不愧为才子，他一口气列举了六个事例，说明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亲戚和朋友之间，听信是非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八字真言，说得豁然明亮。

　　五

　　司马光的良苦用心，赵宋统治者似乎没有领悟，帝王是一代不如一代，北宋两个皇帝成了金国的阶下囚，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跳了海。不过，司马光的记录，还是可以警醒明白人的：看看惯于颠倒黑白、造谣中伤、诬陷好人、美化自己的花言巧语者，再对比江乙的谏言，想想许敬宗的妙答，便不难知道“兼听”的重要性。正如汉代王符《潜夫论·明暗》所写：“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