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滨正：如果苏东坡真的来宁波

　　楼滨正 

　　今年是宁波三江口建城1200周年，把时间的窗口前移，追寻城市发展的脉络，一个个鲜活的知名人物从历史深处走来。这些历史名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外来者”。他们或为官从政，或传道授业，或领兵驻防，或悬壶济世，或深耕实业，或归隐山野，与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结下不解之缘。当然，也有错失机遇、擦肩而过，留下无比遗憾的——苏轼便是一位。

　　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在才俊辈出的宋代，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均取得了极高成就，但其仕途颇不得志，一生饱经忧患，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

　　苏轼漂泊一生、为官多地，对宁波却是情有独钟、心向往之的。为“来”宁波，他甚至是颇费心思。史料记载，苏轼自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就有心想来明州任职，并为此专门写信给亲家范子丰，请求运作，但不知为何，一直未能如愿。尤其在徐州知州任上，苏轼似乎已经“胸有成竹、势在必行”，并为此做足了准备。

　　在给亲家范子丰的信函中，苏轼这般表述：“小事拜闻，欲乞东南一郡。闻四明明年四月成资，尚未除人，托为问看，回书一报。前所托殊不蒙留意，恐非久，东南遂请，逾难望矣。无乃求备之过乎？然亦慎不可泛爱轻取也。人还，且略示谕（《苏轼集》卷七十九）”。字里行间，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但命运弄人，北宋朝廷最终指派来宁波的并非苏轼，而是与他同年中进士的曾巩（世称“南丰先生”，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广德湖记》）。

　　从历史上看，城市与名人，通常是互相成就的。名人因城市有了归宿，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生平抱负的平台和载体。同时，城市也因为有了名人，平添了它的气质和文化内涵，并因此扬名天下，为世人所熟知。那么，如果苏轼真的“来”宁波，会给宁波这座“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二

　　苏轼是一位政治家，他通过科举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的追求。特别是早年，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他与王安石等朝中重臣政见不合，而且屡受排挤和贬黜，但他所到任之地，莫不是夙夜在公、一心为民。他的诗词充满豪放之气，体察民情却是细致入微的。他始终以严格的自我操守，展现一个士大夫宠辱不惊、俯身为民的从政之德。如果天遂人愿，让苏轼“知”明州，他一定会用脚步丈量民情，走遍四明大地的山山水水，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行善事。“义正词严锄强扶弱，剑胆琴心救困济危”，宁波千余年建城史上，不仅多了一位勤政奉公的廉吏，也会留下一段段佳话和美谈。

　　苏轼是举世公认的“诗词大家”，存世的诗词多达三千余首（有说四千余首）。其诗词风格多样、意境广阔，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豪放和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不少诗作，皆与游历与从政之地有关。比如，他曾为江西庐山和杭州西湖两大游览胜地分别做了“绝版广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今，人们登庐山，谁不会联想到这样的诗句？又有多少游客慕名游杭，正是奔着苏轼笔下的西湖而去的？如果东坡先生能“来”宁波，想必也会写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篇。比如，面对奔流不息的三江，是否会生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类的感慨？又如，闻听陶朱公与西施归隐钱湖的动人故事，会有怎样的灵感和诗作奔涌而出？凭借苏诗强大的“气场”和感染力，一定会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宁波、走近宁波、爱上宁波。那些被苏轼诗意“点化”的地方和景致，也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苏轼书法造诣深厚，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存世的《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其书法早年取法王羲之，后期融入颜真卿、杨凝式等人的风格，用墨丰腴，结字扁平，笔画恣意，落字错落，率意天真。值得庆幸的是，宋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曾为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今阿育王寺）撰写碑文，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影响甚广。《宸奎阁碑》乃苏氏楷书之精品，此碑书成后数年，碑石因党争曾遭损坏，有宋拓本传世。

　　想象一下，如果生性好游的苏轼“结庐”宁波、四方巡游，我们的四明山山麓、雪窦山千丈岩下，抑或是月湖、东钱湖、象山湾畔，会不会留下他的墨宝？再则，汲取了苏轼书法精髓的“苏粉们”，会不会让“浙东书风”的形成提前若干个世纪，在书法界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如是，宁波或将增添不少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气息。

　　三

　　苏轼，号东坡居士，与佛教渊源甚深，是北宋士大夫中参禅开悟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或许与他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有关。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他的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并互有诗文往来。针对宁波，苏轼心心念念的是“禅宗宝地、弥勒道场”雪窦山。在登庐山圆通寺时，便留下“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的诗句。宁波有着“四明三佛之地”的美誉，除了如今已成全国佛教五大名山的雪窦山之外，还有保留着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寺、历史悠久的保国寺和天童寺等千年名刹，那一时期也不乏参禅悟道、声名远播的高僧。苏轼“来”宁波，会与当时的高僧大德发生怎样的际会？会不会留下“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之类的典故？又会对“东南佛国”禅宗文化的传播产生怎样的影响？

　　苏轼是治水能臣，在治水方面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意思是，如果人类活动过度地挤占了水的活动空间，与水争地，那么水就会“激而作之”向人类实施报复。他认为，治水的关键是在“水理”和“人情”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在徐州，他以“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决绝治理水患，一战功成，有诗云“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在杭州，他大兴水利，整治六井，疏浚西湖，畅通航运，为后世留下了让人流连忘返的西湖美景。而宁波本就是水系纵横、河网密布、通江达海之地，与苏轼同时代并从政、主政宁波的王安石、曾巩都曾建立治水的功绩。如果苏轼“来”宁波，也一定会在治水方面有一番作为的。那么，以苏轼之眼界，“盖湖之大五十里”，面积为东钱湖三倍的广德湖，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治理，从而改变后来被人为填埋、废湖为田的结局？宁波“东乡”的钱湖，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疏浚，也成就一条宁波的“苏堤”（苏东坡在古杭州、颍州、惠州曾筑过三条苏堤）？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苏轼还是一位“乐天派”的美食家。从西南边陲到中原京城，从胶东半岛到西北内陆，从“人间天堂”到“天涯海角”，但凡苏轼涉足的地方，都留下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足迹，也从未停止对美食的关注和偏好。在历史上，宁波的物产便引起过“吃货”苏轼的注意。北宋年间，宁波（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并成为朝廷岁贡，明州江瑶柱成为贵族宴席上的佳肴，苏轼写过一篇《江瑶柱传》，其中便提及了明州。民间有一种说法，苏轼仰慕宁波，抑或有“美食因素”。以苏轼对美食的偏好和钻研程度，如果他“来”宁波，会不会有“苏氏烤菜”“东坡蟹糊”“东坡米酒”问世呢？宁波能否由此自成一派，形成更具影响力的“甬菜”系呢？

　　四

　　“宦海沉浮如漂萍”。苏轼与宁波“有缘”，但终究没有“来成”宁波，这是苏轼的遗憾，更是宁波的遗憾。不过，研究梳理他的生平，也能受益良多——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融合着儒、释、道三家的血液。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形成其“外儒内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在苏轼的性格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也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得意，又有“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既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顿悟，又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唱。人生得此大开大悟，夫复何求？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真的希望：苏东坡来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