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戴口罩折射出三种意识

　　吴启钱 

　　公共场所戴口罩，这种极普通的行为，却折射出一个人是否具备现代公民应该有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社会运行的基础环节是风险防控。为了防控各种自然风险和意外事件，人类发明了保险制度；为了防控疾病风险，人类建立了疾病预防和控制系统；为了防控社会失序的风险，人类制订了法律，成立了政府……

　　无论是社会整体还是个体，若不具备起码的风险意识，在充满风险的环境下是非常脆弱的。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的风险并不在确诊或疑似病例，而是无症状感染者。不久前的疫情中，东北两个高风险地区，“零号病人”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本人身带病毒而不自知，被其传染的聚集性活动参加者，也都缺少基本的风险意识，没有遵循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结果出现了“超级传播者”。

　　在这些案例中，如果有一方具备起码的风险意识，戴个口罩，应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相反，那些在公共场所或参与公共活动时自觉戴上口罩的人，就是有风险意识的人。他们戴口罩的行为，尽管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却是对整个社会都有益。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对公民的要求，首先必须具备风险意识，对自己负责。具有风险意识的人越多，社会越安全，发生风险的概率越低。

　　现代公民还要具备责任意识。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类社会里，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都自然地与他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多数时候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所谓责任，就是对他人的义务。

　　这种义务，一方面来自“必须这样做”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来自“应该这样做”的道德感召。比如，疫情期间，人人都有责任防止病毒通过自己向他人传播，这既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更是一个人“眼里有他人”的表现。无论有无症状，明知自己是感染者，却仍然到处走，是一种故意犯罪；未知自己是感染者，不戴口罩到处走，一旦成为“超级传播者”造成严重后果，也可能构成过失犯罪。还有那些公共场所吸烟者，那些不顾“儿童不宜”而在未成年人面前说色情段子者，都不具备现代公民起码的对他人负责的意识，应该受到鄙视甚至谴责。相反，见到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越多，人越容易产生自己被他人负责任对待的群体归属感和“他人眼里有我”的温暖感，薄薄的口罩上写着厚实的“责任”两字。

　　还有规则意识。现代社会是规则社会，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守规行为，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保证。疫情防控，从《传染病防治法》到各地推出的行政措施，有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既是政府领导疫情防控的基本遵循，也是每个公民的行为边界和应尽的法律义务。公共场合戴口罩，既是防范病毒传播的科学规则，更是疫情期间的社交规矩。

　　最近，宁波市疫情防控办又下发了《关于在公共场所规范佩戴口罩通告》，要求市民在各类公共场所和人员聚集的密闭空间，应该严格、规范、全程佩戴口罩，这是对所有市民的基本要求。即便一个人无风险意识无责任意识，但他“被迫”按规定在公共场所戴口罩，至少说明在他眼里规则是存在的，这样的人就是有底线的人。社会上不可能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人，但需要多数成员能把握住自己的底线。所以，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从侧面反映出有规则意识的人越来越多。

　　风险意识利自己，责任意识利他人，规则意识利社会。拥有这三种意识的公民，才可以称之为现代公民。以此为基础，才能更好建设健康、文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