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包庚：浙江改革发展的文化底蕴

　　李包庚

　　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文化精神就像血脉一样具有深远的传承性，它承载着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记忆，也承载着我们“到哪里去”的美好愿景。毫无疑问，浙江40年的改革发展，独特的地域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内在推动作用，因而，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探寻浙江改革发展的文化底蕴具有重要价值。

　　藏在历史深处的“实学”传统

　　文化精神是一种深沉的力量，它潜移默化地塑造特定群体的生活性格和思维方式，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精神样态，作为方法论贯穿到特定群体的实践逻辑之中。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与浙江先民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的“实学”传统紧密相关。早在7000多年前，生活在浙江的先民已经在余姚河姆渡繁衍生息，率先种植水稻，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先秦时代，范蠡曾提出较为成熟的商业理论，启发浙江先民的商贾实践。唐宋时期，杭州、宁波（明州）已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发达的商品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成为浙江文化历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人的素质与精神面貌、品格特征等主观因素，取决于其客观的生存方式，又会反制约于其生存发展。浙江先哲们的学术思想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精神，突破“程朱理学”的传统范式，倡导讲求“实学”的主张。无论是浙西学派的顾炎武、阎若璩等人，还是浙东学派的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等人，都曾将“适用”“应务”作为治学之道的价值准则，倡导“有用之学”，批判“无用之学”。精神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先哲们开明务实的治学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先民摆脱“重农抑商”的传统偏见提供了“四民异业而同道”“农商一事”“农商相籍”理论支撑，促进浙江商贾贸易繁荣，培养了浙江经久不衰的商贸文化、商帮文化。比如，在海内外享誉盛名的宁波帮。孙中山先生曾高度评价“甬商”：“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浙江先民长期深受义利双行、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熏陶，这种“实学”传统也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浙江人。这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实学”传统，是构成今天浙江人不尚空谈、注重实干、追求实效的精神品质的重要源头。

　　走在时代前列的“红船精神”

　　“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大地，今天，它依然激励着5600多万浙江儿女。97年前，一条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起航，由此逐步扭转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任人宰割的悲惨趋势。习近平同志曾说，“‘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都可以从“红船精神”中找到历史渊源。“红船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穿透力，它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不断鼓舞和滋养着浙江人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浙江传统的商业精神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被重新激活出来，埋藏在历史深处的企业家精神与被赋予新的时代阐释的“红船精神”交融交汇，共同植根于浙江改革开放的实践土壤之中，激发出浙江人民强大的实践伟力。2005年，习近平同志从三个方面概括了“红船精神”，他说：“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引领浙江的改革开放实践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方向前进，浙江人民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也惠及数以千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帮助其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赋予“红船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是激励浙江党政领导干部带领浙江人民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重要精神动力。在“红船精神”的引领下，浙江人在自然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凭着聪明才智与顽强拼搏，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

　　不断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与“红船精神”的革命传统，在浙江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实现“汇流”，必然会在新的时空下聚合成全新的精神样态，为浙江人始终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前列，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和精神食粮。这种全新的精神样态就是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早在2000年，浙江就曾提炼出16个字的“浙江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2005年，浙江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又进一步概括精炼为12个字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浙江精神”的进一步凝练，并不只是在语词上更加精炼，这背后反映出浙江改革发展不断涌现的新特点。如果说2000年提炼的16字“浙江精神”强调的是干劲、拼劲、闯劲，那么，2005年进一步提炼的12字“浙江精神”则更加凸显了浙江改革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内在统一。这表明，浙江的改革发展开始迈向了新的发展境界。

　　“浙江精神”作为反映浙江改革发展基本面貌和价值追求的社会意识，它的进一步提炼和升华，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性和问题导向性。从目标导向上看，新提炼的“浙江精神”立意更加高远，内涵更加丰富，表达了浙江人民对改革发展更加多样化、更高水平的美好期待。从问题导向上看，新提炼的“浙江精神”针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中涌现出的新问题，比如弄虚作假、矛盾并发、诚信缺失、后劲不足等等，旨在引领浙江的改革发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等前瞻性发展思路，都深刻地诠释了“浙江精神”的实践逻辑。

　　在改革发展浪潮中形成的“浙江精神”不会一成不变，它是时代的产物，必将在浙江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阐释。因而，“浙江精神”与时俱进的特点，恰恰表达了浙江人民对改革发展的新期待、新诉求，恰恰表达了浙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必须强调的是，浙江改革发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红船精神”的革命传统、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拼凑叠加，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层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说：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今天的浙江人”从哪里来”，传承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就是要植根历史的深处不断吸取丰厚的精神养分；今天的浙江人要“到哪里去”，弘扬“红船精神”的革命传统，就是要牢牢站稳浙江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浙江如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怎样走好“新的长征路”，适时凝练“浙江精神”的时代内涵，就是要引领浙江人民紧跟时代步伐，坚持问题导向，迎难而上，进而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发展境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发展的硬道理更多更公平地体现在增进民生福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