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年轻记者，下午好。
今天，我能在这里给大家讲课，先要说“谢谢”。谢谢宁波市记协能提供一个机会与各位探讨一些新闻问题，也要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和我分享一些还不太成熟的从业体会。
从1996年大学毕业至今，我基本上都在做记者。记者生涯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要做好记者，必须具备多种职业素养，具有多种角色意识，最重要的是六种角色意识，下面，我将分别阐述如下：
一、记者要像政治家一样敏锐
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要像政治家一样，要具有由细微迹象推知事物发展变化趋势的能力，敏锐而果断。
记者要敏锐果断，就要上看中央，下看基层。上看中央就是要注重新闻线索与时代背景的关联性。记者只有将新闻线索放在它所处时代背景下“称量”，才能得出它准确的份量。下看基层，就是要抓住基层的热点问题。记者只有抓住了热点题材，才能吸引读者，才能使报道成为读者关注的中心。向上看和向下看是缺一不可的。向上看，保证新闻符合时代潮流，符合党和政府的需要，向下看，保证了读者喜欢看，喜欢谈。
2007年的重大主题报道是和谐社会，在和谐社会这个大主题下，还有很多分支，共建共享就是其中之一。
2007年4月，我在慈溪采访时看到许多乡镇的简报上都有“某某村成立和谐促进会”的简讯。和谐促进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有这么多村子都成立了和谐促进会？我带着这个疑问找到了和谐促进会的牵头单位——慈溪市政法委。经了解得到知：2006年4月，该市坎墩街道五塘新村成立了第一个和谐促进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大大减少了本地人与外地人间的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正在趋步实现新老慈溪人共建共享。至2007年5月，该市百分之九十的行政村和社区中成立了和谐促进会。我还了解到，慈溪市本地人口100万，外来人口却有70万，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冲突不断，在慈溪的周巷几年前发生过为讨薪上千名外来务工者围攻企业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民警和外来务工者发生冲突，民警开枪，外来务工者有人死去。也就是说，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矛盾问题是慈溪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目前在宁波和浙江，外来务工者也和本地人口差不多，也就是说，外地人和本地人的融合也是整个宁波、浙江以至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我敏锐地意识到慈溪和谐促进会是一条上符合中央宣传方向，下是群众关注热点的新事物，是破解外来务工者融入本地社会的好办法，对宁波、浙江和所有沿海发达城市都有借鉴意义，可以做深度报道。我的想法得到了晚报领导的支持。之后，在晚报领导的策划下，宁波晚报在宁波媒体中第一个大规模报道慈溪和谐促进会，今年5月12日，率先用以四个版的规模在显著版面刊发了有关慈溪和谐促进会的系列报道。报道刊发后分别被新华网等多家国内知名网站转载。报道刊发恰逢我市召开两会，众多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也纷纷对此组报道表示关注。之后，宁波晚报又以9篇连续报道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继续深入报道。报道用可触摸的细节感知抽象的和谐促进会，先后发出了“慈溪人对外来务工者的称呼在改”“外来人口公寓改名和谐楼”“不少外来姑娘成了本地媳妇”“她写歌赞美第二故乡”“他参加救火义无反顾”等多篇稿件。从5月12日至6月4日，晚报刊发消息、通讯、调查报道等21篇，照片20余张。之后，市委宣传部组织全市媒体对慈溪和谐促进会进行了采访。2005年，当宁波晚报发现2300名宁波市民六天给素不相识的青海女教师罗南英捐款时，晚报领导敏锐地认识到这与和谐社会所提倡的“团结友爱”是一致，认定了此事件在创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的新闻价值。一年后，当曾在贵州插队的北仑人张义恩助学贵州贫困学子的事发生后，宁波晚报领导就认定这是一个“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好题材。
同样，晚报以政治家的敏锐和果断，在和谐社会的大主题背影下，连续两年“小题大做”，将市民救助青海女教师罗南英、老知青资助贵州贫困学子这些看起来非常民间化的社会新闻线索，做成了两个各总计200余篇的“救助罗南英”和“万人助学”重大主题报道，两篇报道分别获得了2005和２006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救助罗南英的2300名宁波市民和一万名助学贵州贫困学子的宁波市民入选了2005和2006年度“浙江骄傲”年度人物，我作为这两篇报道的参与者之一，深深地体会到了前瞻性对一个记者的重要性。
人民日报评论部王义堂（长江奖获得者）在他的获奖感言中写到：一个记者不能光会写“我们村的事”，还要会写国家大事。很多同仁会觉得我们在一个地市级的报社里，会有什么国家大事可以写，其实，国家发生的任何大事，宁波甚至更小的慈溪、北仑都会有反映，将这些大事在宁波的反应写好的，就等于写了国家大事，2008年，宁波晚报《奥运门票》这组连续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8年7月11日下午1点半，宁波晚报新闻热线接到了读者董常宝的电话，记者李廷振随即与他取得了联系。电话里，他说想为已经得了绝症的姐姐完成生命中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取得一张奥运开幕式门票，去看儿子在开幕上的表演，可惜半年多来都一无所获。记者感到，在奥运会即将开幕和宁波文明城市复检之时，这将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立即向晚报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得到了支持。当天下午，记者便多方采访，晚上便将事情写成一条消息，并于次日见报。 文章中午见报，晚上11点，读者王松山给记者回电，说看到了晚报当天的报道后，有想赠送门票的意愿，并向记者确认是开幕式门票。7月13日下午，记者将双方约到报社见面，在见到王山松和门票后，董常宝一家人都激动得流出眼泪。
7月14日，记者将王山松送票的感人事迹写成报道，刊登在当天的晚报上。同时，晚报的新闻也迅速带动了一批学习王山松奉献爱心的新老宁波人：一位金华的医生愿意免费为董昌毅治病；一名黑龙江籍的新宁波人掏钱为董昌毅购买来回机票；王山松所在的浙商银行全体员工募捐，为董昌毅筹集前往北京的费用；宁波南苑e家酒店特意空出北京王府井分店两个房间，为他们一家提供住宿。另外，还有无数的宁波人打进热线来关心、询问董昌毅的病情。
本来这件事最初可以说是一个帮办新闻，宁波晚报领导和采编人员发现这件事和2008年度的重大事件奥运有联系，立即将此新闻发在了重要版面。之后一直放在重要版面，最终这个新闻获得了2008年度浙江新闻奖一等奖。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翟惠生在2008年11月举行的“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和第九届长江韬奋奖获奖者经验交流研讨班”说：新闻工作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也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这也说明，记者要一定要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大事，这样才可以做出和当年重大主题和重大事件相关的报道。
这里要提醒年青记者的事，许多人稿子发表率低，就要反思自己写的稿子是不是和党和政府的重点工作是否吻合。
二、记者要像律师一样言之有据
新闻，就是要用事实说话。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但记者在问题性新闻和批评性新闻的报道中，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稍有不慎，就会引来争吵、大闹甚至是官司。
2003年至2006年，我在晚报社会新闻部工作时，报道最多的就是问题性、批评性新闻，我在做这类报道时，力求接近事实，给予矛盾双方公平的“发言”机会。我还将外地民工和本地居民在生活中的冲突、学生家长和学校在教育理念上的冲突等都归入仅次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问题。一旦遇到这类问题，尽量用温和的方式采访，用探讨的口气写作，将当事双方的观点都给以充分的表达。正是这种作事实说话的方法，使我的报道见报后，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所写报道基本上没有引起过纠纷，而且《上班时，厕所仅开放两次》、《余姚殡仪馆竟敲死者“竹杠”》、《邱隘一企业竟让职工连续工作28小时》等报道还获了奖。
2004年8月的一天，有读者给晚报新闻热线报料：鄞州有一个村子的村委会认为外地人中小偷太多，规定外地人在本村租房要交3000元的安全押金，以便在发现外地人有偷窃行为时从中扣除罚金。一时间，许多外地人因交不起押金而被迫搬出村子。我和另一媒体的记者同时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两张报纸得出的结论都是：村委会因怀疑外地人是小偷就向他们要押金是违法的。稿子发出后，该村村民开着装满西瓜的大卡车来到另一家报社门口抗议报道，并用西瓜砸向来企图劝说他们的人。当时，我得知消息后，也吓坏了，心想，那家报社位置还比较偏，如果他们接着到地处繁华地段的晚报来用西瓜砸，可能要导致交通堵塞。我立即打电话给该村我采访过的一名村干部，向他探听虚实，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在稿子里也帮我们说了几句话，特别是写了我们村最多一户人家一年丢了十多台浇地马达的事，我们就不去你们报社了。听完这句话，我高悬的心才放下了，一摸额头，发现全是冷汗。
在这些批评报道背后，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每逢写批评报道时，我都要在交稿前将稿子看了又看，推敲稿件中每个细节。我总是设想纠纷双方就站在我眼前，轮翻质问我所写的每一句话的事实依据在哪里，直到我觉得纠纷双方再也找不出一点毛病了，才将稿子传给编辑。第二天等到稿子上版了，还要自己再看一遍，再和采访对象核实一遍，看看事情有没有进展和变故。
很多优秀的批评报道，之所以能引起重大反想，主要是写得很言之有理。
新华社驻河南分社的记者李钧德 （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贫困县刮起奢侈风——河南濮阳干部建豪宅机关盖大楼》一文的作者）在自己的写作体会中写到：写此文时我很谨慎，联排的两层楼能不能叫联排别墅我都向建设专家请教过。
李钧德认为，做舆论监督报道最主要的是“以事为据， 以理服人。”2006年年底，他得知某县县委、县政府和一些县直机关竞相建豪华办公楼，县四大班子和县直各局委的领导，纷纷住进高档别墅，其中最大的一幢别墅，面积达600平方米。一个尚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县，却盖起了这么多高楼豪宅，群众意见很大，有人还把这些豪华办公楼和干部豪宅的照片发到了互联网上。在采访中，他非常仔细。他一方面了解国家在党政机关办公楼、领导干部住宅方面的政策规定，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近几年该县兴建豪华办公楼和领导别墅的详细情况。还找到一位熟知当地情况的朋友一一调查该县比较有名的几个领导干部集中住宅区，画了一张详细的"县领导干部豪宅分布图"。在掌握了大量线索后，他围绕这些高楼豪宅的占地、规划、资金、审批等问题，逐一实地调查核实这些"腐败楼"的位置、占地面积和报批情况。弄清了县委办公楼已竣工几年工程款至今尚未付清、县纪委征地筹建办公楼时曾因降低补偿标准引起群众上访、社保局为建办公楼不惜挪用化肥厂职工养老金等"隐密情况"。
采访期间，对每位采访对象的谈话内容，他都认真记录并做了全程录音，对有些可能引起麻烦和争议的事实，还让提供事实的人在我的采访本上签字认可。在当地政府领导和他"沟通"的时候，又对采访到的各种事实进行了核实。
他在写作中，有一个原则： 没有可靠消息来源的事实，再合理也不写，没有得到证实的细节，再精彩也不用。当时，网上有不少议论，说该县县委办公大楼像"天安门"。在写作时，他没有采用这些容易吸引读者眼球、容易引起争议的说法，而是通过详实准确的数据和细节，把县委办公楼竣工两年工程款尚未付清，社保局建办公楼挪用职工养老金，县里一些党政机关领导为住别墅、失民心等事实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查处该县违规修建办公楼及领导干部住宅楼事件的过程中，有九名副县级以上干部受到处分，他们对稿件中所涉及的各项事实也始终没有否认。他的报道引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清理豪华办公楼的行动。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态度坚决地严肃查处了该县18名领导干部。县纪委办公楼和33套干部违规住宅被没收、拍卖。
记者不仅批评报道要言之有理，而且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曾经说：这段历史我感到特别惭愧。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如果你追求客观就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作工具在用，我有一个朋友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普利策说过，记者要监督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是什么都可以监督。我们至少可以做：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能说，但可以保证让自己不说假话。
三、记者要像慈善家一样充满人文关怀。
前几天，一个实习生问我:如果一个记者在路上遇到了一起车祸，有人向记者求救，记者应该先救人还是先采访？这个问题，在我刚当记者时会觉得这是一个记者职业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两难选题，不知如何回答。但在我当了十多年记者之后，特别是做了3年社会新闻记者之后的今天，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先救人。同样在几天前，一位母亲找到我，说她上高二的女儿和一名男同学私奔了，想在晚报上刊出两个孩子的照片，让知情者提供线索。如果在我刚工作时，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赚稿分的好机会，找人时可以写一篇，找到了可以写一篇，最后还可以写一篇高中生为何私奔之类的深度报道，一个月的定额可以完成不少了。但是在前几天，我劝这位母亲还是先通过监控孩子们的QQ等方法找他们。因为我做为一个传媒人，深知他们的照片一上报纸，就等于让公众知道了他们私奔的事，这会让他们一生抬不起头，我有义务告知这位不了解传媒的母亲新闻的传播后果。
媒体是把双刃剑，记者在报道一些事实时，总会有意无意地伤害一些采访对象，我不能保证我的每一个采访对象不受伤害，但我一直尽量在避免或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2003年至2006年，我一直在宁波晚报社会新闻部工作，采访的也多是不幸和悲惨的事，我在采访时尽量用宽容的眼光看待问题，将对采访对象的人文关怀放在第一位。我给自己报道社会新闻立下了三条原则：１、在牵扯到个人隐私的报道中，主动替采访对象隐姓埋名，以免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麻烦。２、在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报道中，不就事论事，将主要精力放在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以免给采访对象造成精神压力。３、在灾难性新闻的报道中，将主要精力放在分析偶然事件后面的必然原因和提供防止悲剧发生的方法上，而不是对不幸场面的描述上，以免给采访对象造成心灵阴影。
2004年初，晚报新闻热线接到读者报料：江北一名2周岁的孩子在家门口玩时，掉进了一个施工留下的大水坑里，被淹死了。当我到达现场时，小孩的父母坐在小孩旁边哭，看着他们悲痛欲绝的样子，我没有直接采访他们，而是先向周围村民了解情况。半小时后，当小孩的父母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我才向比较坚强的孩子父亲了解情况。在拍照片时，我特意没将孩子的尸体拍进去，我觉得如果她的父母在发行量高达30多万份的宁波晚报上看到她死后的惨状，会感到永远的伤痛。我所拍的照片是孩子的父亲伤心地指着水坑中央漂着的一个小盆子说：我女儿掉下去时，手里正拿着这个盆子在玩。这个没有悲惨场面的照片同样能让读者感到那些为了私利而不给施工水坑做围栏的建筑包头的可恶。之后，我将那两天发生的另外两起儿童掉进施工水坑的事和这件事合起来报道，写出了《三天建筑水坑吃掉五个孩子》的新闻，接着，又做了《寻找你身边的吃人水坑》系列报道。
在做社会新闻时，我一直在换位思考，如果被报道的人是我的家人，我看到报道后会有什么感受，会反感吗？会感到不公平吗？正是这种换位思考，我在写慈溪一位女生因中考失利自杀的新闻时，将标题由最初的《慈溪一少女中考失利自杀未遂》改成了《擦干泪，我们至少还有梦》；我在写海曙区一位优秀教师和让一位执意让智障女儿上普通小学的母亲的纠纷中，将文章的主题由最初的“女儿不听话，老师竟让母亲陪孩子上课”改成了“智障孩子该不该送进普通班”。
2005年，我是罗南英报道的主创人员之一，但最终，罗南英在用掉了市民捐赠的70万捐款之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年上半年，我再次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难题。
2003年5月，刚出生一个月的苗苗被从贵州来慈溪打工的父母放在慈溪一户人家门口。家住海曙区的王利平夫妇通过他人介绍抱养了苗苗。王利平夫妇没有亲生孩子，视苗苗为掌上明珠。去年3月，苗苗被查出患了白血病，王利平夫妇准备为她进行骨髓移植，他们四处打听，终于在去年年底找到了苗苗生父刘安亮，他还在慈溪打工。刘安亮答应为苗苗捐献骨髓并且配型成功，但就在手术前，刘安亮怕捐献骨髓对自己身体有影响，从慈溪失踪了。今年4月2日，宁波志愿者张伟飞越千里赶到贵州寻找刘安亮，想劝他为苗苗继续捐献骨髓，本报得知消息后，也加入到了寻找刘安亮的行列，刊出了《刘安亮，你在哪里？》等一系列文章，呼唤刘安亮回心转意。记者和张伟联系上了刘安亮的妻子，一次次地劝她，告诉她，不管是张伟、苗苗的养母还是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帮助苗苗。这一切通过妻子的转述，敲打着刘安亮本来就犹豫不决的心，终于在4月7日下午，他心灵的天平倾向捐献骨髓救助苗苗这一边，他愿意给苗苗捐献骨髓。刘安亮回心转意后，医生认为，刘安亮的大女儿刘芳更适合提供骨髓，决定由刘芳给苗苗捐献骨髓，刘安亮作为后备，刘安亮也欣然答应。
就在这时，记者和张伟从苗苗养母处得知能给苗苗看病的只有3万元，离手术所需相差甚远医院的态度也是等筹到钱了再做手术。同时，记者从医生处了解到，苗苗得的是白血病中很凶险的急性白血病，而且属于复发，即便手术，也情况不容乐观。
该不该者给病情已经很重且治疗效果不容乐观的苗苗捐款呢？晚再一次面临着选择。最后，晚报选择了告诉读者苗苗现在有了救命骨髓却没有钱的事，呼吁大家给苗苗捐款。做出这个决定的仍然是“以人为本”的观念：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身边发生过许多我们耗费巨资或巨大人力，受助者最终远去的事，但我们还是如飞蛾扑火一样，执着地帮助这些希望渺茫的人们，这就是人性的光辉！
在做出号召大家给苗苗捐款的决定后，晚报对苗苗不容乐观的病情、养父母的家境、进行骨髓移植需要的费用等做了如实的呈现，让读者自己决定要不要捐款。五天，由晚报和热心人士张伟为苗苗举行的义卖收获很大，加上读者委托本报转交的捐款，为苗苗筹款25万余元，为苗苗筹够了医药费。4月底，苗苗走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无菌病房(又称层流病房)，开始了骨髓移植手术。5月5日，姐姐刘芳为她捐献了骨髓，但不幸的是，苗苗手术后很快复发，2009年的8月8日，苗苗还是离开了人世。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在想，该怎么处理这个消息呢，最后，宁波晚报选择了以两篇稿子的规模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家。第一篇是：《大爱没能阻挡住死神苗苗昨日惜别人世》、《苗苗的不幸与有幸》。之后，网上跟帖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说给她捐款不值。这说明以人为本的观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
对于一些读者超前的想法，也应该用宽容的眼光看待。我曾经在四五年写过《司机：我会依法赔偿的，伤者：他应该来看我，女教师车祸后渴求精神慰问》、《人文关怀还是推卸责任？奉化一中学生因偷东西学校要求他转学》、《“幸运13”变成了“讨厌24”，楼号变了她很郁闷》。这些稿子也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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