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有高尚职业精神的记者

　　谈采访作风

　　作为一名记者，一定要有一种职业精神，而高尚的职业精神是要经过无数汗水洗礼的。记者的职业精神中，我觉得深入的工作作风是要从一开始就要树立，而且要保持终生的。我认为，一个记者他的文字水平再高，如果没有高尚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也肯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记者。

　　谈起职业精神，让我回忆起1988年，当时我在新疆塔城地委《今日塔城》编辑部，要编写一本《今日塔城》，为建国40周年献礼。

　　该书要展示新中国成立后，塔城地区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为执行编辑，那段时间大量深入的采访实践活动，让我全面了解了我所生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建国之初到1988年近40年的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取得非凡成就的过程。

　　这次大型的采访实践，不但加深了我对党领导下，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认识，而且，在我走上新闻采访道路之初，对我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职业精神，也是一次绝好的磨练机会。

　　记得我的第一篇通讯，是写额敏县陶瓷厂改革创新求发展的事迹，总编让我两天后交稿，采访、写稿时间很紧，加上写通讯需要大量细节，要获取一手资料，采访必须深入细致。而我对陶瓷厂的生产流程等一无所知。一不做，二不休，我向厂长提出花一天时间，在陶瓷生产车间作体验式采访，参与他们试制产品的过程。

　　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对采访的事件，有了深入的了解和体验后才写出来的。那次采访给我的触动很大，劳动体验让我亲眼看到陶瓷从泥胚经过“炼狱”的烘烤，最终变成光洁的瓷砖的全过程。那种高强度的劳动和高温环境，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艰辛；那种工人们捧着热乎乎的瓷砖的喜悦神情，让我领略了产品如同出生的“婴儿”般的珍贵感觉。而我写的长篇《人生的坐标点》，由于采访扎实，语言生动，细节感人，也获得了伊犁州征文二等奖。

　　再比如，在同一本书《今日塔城》中，我的另一篇报告文学《仅次于上帝的人》，就是我在老风口的各个养路道班，与养路工同甘共苦十多天，才诞生出来的。

　　记得那次我因为扁桃体发炎而高热不退，每天扛着盐水瓶出发，养路工的路修到哪里，我的盐水就背到哪里。工作时间与养路工一起劳动、交流，休息时间去挂盐水。因为附近没有卫生所，好几次无法按时挂盐水，等采访结束时，我因扁桃体三度肿大而住进了医院。但《仅次于上帝的人》却获得了首届开发建设新疆文学奖一等奖。这也应验了一句老话：有付出必有回报。

　　谈奉献精神

　　任何职业都是需要一种奉献和牺牲精神的，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更要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忘我，其实是新闻工作者应该追求的一种思想境界。为了党的新闻事业，忘记小我，无私奉献，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新闻事业是一项光荣的事业，同时，也是一项艰苦的事业，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

　　我周围有很多为新闻事业无私奉献的典型，以他们对新闻事业忘我的热情影响过我，其中有《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汤碧琴、项冰峰等老记者，还有陈雅珍、余慧等一批专刊写手，包括本报的摄影记者陈斌荣等等。在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新闻理论以外，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记者的优秀品质，比如爱岗敬业、认真勤奋、以苦为乐。

　　在十多年前，我曾与项冰峰下乡采访一位山区女性，采访结束已经过了中饭时间，项冰峰既没有在农民家中吃饭，也没有给乡镇添麻烦，她说：“听老一辈讲，当年三五支队在革命老区流血流汗，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记者下乡采访，怎么好意思让别人招待呢？”她说，还有一次，在乡镇采访，乡镇安排她中午在食堂吃工作餐，吃完饭后她还按当时的伙食费标准付了饭钱。

　　这些对于当时初来余姚的我都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到现在，生活水平虽然高了，我还是保持着在市内采访，都以种种借口推托，拒不接受采访对象招待的习惯；在乡镇采访都尽量赶回来，即使路途远，无法赶回来吃饭，也只在乡镇食堂吃工作餐。我觉得，被采访单位能够配合采访，已经耽误了他们宝贵的时间，不能再因为采访而加重对方的经济负担。

　　记得2003年“非典”时期，经过有关部门准许，我配合本报摄影记者陈斌荣深入“非典”疑似病人隔离区现场采访，陈斌荣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我撰写了非常具有现场感的文字稿件。

　　我们由于一连几天都在“非典”一线采访，尽管防护措施都很严密到位，可是由于“非典”肆虐，回到家里连家人见了都不敢亲近我。可是我们却被一种强烈的职业责任感支撑着，直到最后隔离解除。当时，我们都被那些“非典”一线医务人员忘我的精神感动，丝毫没有感到恐惧，作为一名“火线”记者，更没有想过在危险面前退缩。

　　记者采访就是吃苦和受教育的过程，好多时候，我往往会被那些我采访过的先进人物的精神境界深深地感染。比如有一次采访一个加工厂的厂长，由于厂里效益不好，工人们的工资都无法正常发出，他就把自己家里的钱拿出来贴补给工人们。

　　中午结束采访后，厂长热情地挽留我在他家吃点便饭，想到他为了厂里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而我少吃一顿午饭，真的是件微不足道的事。那天中午我饿着肚子回到报社，在饥肠辘辘中赶完了稿子，但心里却很充实，稿子写得也特别有感觉。

　　谈记者素养

　　为人为文，我一直认为境界是第一位的，而一名记者的境界，应该是他(她)的学识、修养、情操等叠加起来，所形成的一个思想和精神的高度。作者有多少深度，多少积累，文章就有多少高度。一篇文章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思想境界的高度。境界是个看不见，但读者却能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处处感觉到的东西。

　　文章水平的高低，不完全在于作者的文字水平、写作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精神的高度。这个精神的高度取决于记者的新闻观、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取决于他对所把持的题材和所报道的内容挖掘的深度。

　　以本人为例，我长期从事文化新闻的写作，我觉得采访文化类新闻，在采访前、采访中，都要找到一种相应的状态。这是所采写的作品成败的关键。“在状态”，并不是说平常意义上的一般的工作状态，而是让思想、情感、审美等全方位地投入，进入到你所要描述的事物内部，起码从精神意义上来说是如此。

　　比如采访昆剧《牡丹亭》，要把这样一出无论美学价值还是文化价值都非同一般的戏，写成一篇能与昆曲的意境一脉相承的特写，如果作者不深入到戏剧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去探求他们的情感，仅仅用介绍性的文字去阐述，那么写出来的，有可能不像是在写精美绝伦的昆曲，而是在写随便什么东西，稿件就不会有昆曲那种特定的优美韵律感。

　　一篇稿子的分量，除了新闻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分量，其他的就看记者究竟有多少素养，看记者的“戏外功”练到什么程度。为了编好《文化周刊》，以免在报道中出现知识“真空”，本人买了大量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曲、电影等方面的书籍，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向行家里手学习、请教，文化艺术素养不断提高，现在已经能够做到不说外行话，与各类专家都有“共同语言”，撰写的稿件也得到了内行人士和普通读者的一致认可。

　　总之，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做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道德修养、高尚精神境界的记者，应该是我们每个新闻工作者终身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