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贵1943年生于宁波，1961年从学校参军，1978年转业，1988年调入宁波日报社，中共党员。1963年在部队时他就涉足新闻工作，1983年转而主要撰写新闻评论。
从1988年10月调入宁波日报社起，他一直是宁波日报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撰写者。至今，他在市、省和中央级报刊发表评论700余篇，约80万字。他的评论反应灵敏，导向正确，文笔犀利，语言朴实，很受读者欢迎，也屡屡得奖。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0余篇评论在各级各类评比中获奖，其中获省级和全国性奖共65篇(次)，一等奖23篇(次)，二等奖25篇(次)，三等奖17篇(次)。1989年，他写的评论《胡干清何以能胡干？》获省年度好新闻一等奖，实现了宁波日报在省年度好新闻评比中评论获奖零的突破。近十年，张登贵年年有一篇评论获省年度好新闻一、二等奖。今年，他写的评论《再反一次党八股》在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中荣获二等奖，实现了我市新闻战线在国家新闻大奖中零的突破。他的评论还经常被《人民日报》、《新闻战线》、《经济日报》、《工人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等全国、全省有影响的大报大刊转载和摘发。计被省以上报刊转载的评论共80余篇，其中《人民日报》16篇；报刊文摘和其他报刊摘发或转载13篇，4篇被收入《中国新闻年鉴》。
随着评论数量的增加和水平的提高，他的评论在全省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也给予较高的评价。1997年，宁波市记协和宁波日报联合召开“张登贵评论作品研讨会”，对他的评论作了全面的肯定，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全国著名评论家凌河在书面发言中认为，张登贵的评论站在时代的前列，是“来自改革前沿的呐喊”。他的作品集《大题小作》出版后，文汇报编委、著名评论家全一毛专门写了书评，他认为，“张登贵善于从‘方生与末死之际’这个全局出发选取题材，发而为文”，题材多样又“始终环绕兴利除弊、扶正祛邪、革故鼎新这样一个改革主旋律”；“能在多种多样的新闻事件和难解难分的心态动向中，巧妙地选取为群众所普遍关注和有共同兴趣的角度切入，避免了新闻评论写作中最易犯的泛论和工作业务性的毛病”。
张登贵在宁波日报的另一项工作是理论宣传，在这方面他同样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绩。1999年他组织创办的《理论周刊》，在全国地方党，报中是首创性的，以此为内容写成的论文，先后被《中华新闻报》和《新闻实践》采用。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宁波日报的理论宣传，连续4年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市、地以上报纸理论宣传优秀奖(最高奖)，2000年还排在优秀奖第一名，受到市委宣传部的重奖。在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究会1999、2000年两届年会上，宁波日报都有两篇理论文章获一等奖。在60余家的会员单位中，同获两个一等奖的只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五家报社；1999年年会上，张登贵被指定介绍经验，以后有十几家省、市党报或索要样报，或上门取经。
由于张登贵政治思想表现好，专业业绩丰硕，贡献突出，所以7次被评为报社先进工作者，7次被评为报社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1991年被评为“宁波市先进新闻工作者”，1994年被评为市宣传系统优秀党员，1996年被评为“宁波市首届十佳记者(评论员)”，1997年被评为“浙江省首届双十佳新闻工作者”，1999年被市人民政府授予“宁波市优秀专业技术人员”称号，2001年，获省首届飘萍新闻奖(人物)。
十几年来，张登贵以其勤奋的工作实践着一个新闻工作者最朴素的理想：为民直言，为改革开放呐喊。他的身上时时洋溢着让人敬佩的一种精神的力量。
一、不屈不挠的批评精神
张登贵一直主张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言论的主要功能就是“激浊扬清”，认为只有对不良现象有深刻的批判、对美好的人和事有积极的张扬的言论，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喜爱：那种言而无物、无病呻吟、没有针对性的空谈决不是言论所应有的特性。每一位从事过新闻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要真正地起到舆论监督作用，需要有勇气、正气，还要有政治智慧.张登贵正是以他的勇气、正气和对党的方针政策很强的把握能力实践了自己的理念。了解他的同事、朋友都知道，他的身上有着非常强的正义感，公平、公正是他一贯所追求的，对那些不公现象，他是深恶痛绝的。不熟悉他的人往往以为他的态度有时有点强硬，实际上，他对社会、对普通民众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热切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群体有着强烈的关怀意识。同时由于他平时非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和理论修养，具备了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对党的方针政策有很强的把握能力。因此他的言论笔触总是能触及普通百姓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对自己认准了的事，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各种干扰，提出有理有节的尖锐的批评。
1997年，张登贵收到许多反映教师职业道德问题的来稿来信；之后，他又到机关、企业调查，发现师德问题确实严重，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于是，经编委会同意，他在一版的言论专栏里开展“我说师德”专题讨论。几篇言论见报后，读者包括多数教师反应热烈，踊跃来稿来电，有的还主动提供线索、出主意。但同时，也有许多压力涌来，有关部门领导找上门来，强烈要求停止讨论，有一位颇有声望的老教师甚至给市领导写信说这是在搞文革遗风、“批臭老九”。但他认定这是有利于老百姓，也有利于教师的长远发展的事，顶住各方压力，继续发稿。同时，稿子的编发更加实事求是，褒贬结合，加强说理，使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讨论期间，不少中小学组织教师阅读报上言论，有些还在校内开展师德讨论.省委宣传部的阅评意见，对这次讨论作了充分肯定。
他的言论除了有很强的战斗力，十分有效地发挥着宣扬社会正气、加强正面引导的作用，是言论的“激清”作用的典范。如《枕边有清风》就是对“廉内助”的赞扬和倡导，希望“领导干部‘枕边’清风常吹，正风永驻”。相似的还有《跟老虎吃草》、《向北大女生致敬》等。
二，永无止境的开拓创新精神
1992年理论评论部成立后，张登贵作为主任，办好理论版和其他理论性专版，强化报纸的理论宣传，也是他的一项主要任务.而在此之前，他没有从事过理论宣传工作，当时的编辑也是新手。为尽快掌握理论宣传规律，提高理论宣传质量，张登贵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
他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向兄弟报纸学习的业务活动。1992年，在报社领导支持下，他发起并建立了全国计划单列市党报理论宣传研讨会，评选优秀文章，交流办版经验.这个做法得到所有计划单列市党报的肯定和响应，他也因此被公推为会长。这个会后改名为“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理论宣传研讨会”，现已开至第11届，对15个副省级城市党报的理论宣传，起到了激励和提高的积极作用。1993年，在他的倡议和筹划下，宁波日报社与人民日报《新闻战线》编辑部联合举办了“搞好党报理论宣传”征文活动，专题研讨党报理论宣传。1994年，经过他的努力，宁波日报加入了“全国报纸理论宣传研究会”。1995年，宁波日报加入了“浙江省理论宣传研究会”。举办这些活动，加入这些学术团体，使他和理论编辑有机会获得高层次的宣传信息，接触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和各大报的同行，从而很快掌握了报纸理论宣传的基本规律。
张登贵善于把别人的经验和宁波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理论宣传的新思路，开拓理论宣传的新领域。1993年，他撰写的论文《可读性一理论版题中应有之义》被《新闻战线》采用，并被评为一等奖。另一篇论文《大文章做深小专栏办活》则提出了党报理论版独特的经营思路，先后被《新闻战线》和《新闻出版报》采用。1999年宁波日报从8版扩大为12版，他提出并经编委会同意，理论专版改为周刊，每周从1个版扩大为4个版。而在当时，全国地方党报都还没有理论周刊。他同理论评论部的同志一起，对理论周刊的版面分工、内容安排、文章选编、作者选择、版式设计，直至字号、字体、线条、照片的运用等等，都进行了反复探讨，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突破性的思路和办法，经过实践，初步形成了适合宁波日报特点的办刊思路，即：版面分工，软硬搭配；内容安排，远近结合；文章选编，长短互补；作者选择，内外兼顾；版式设计，庄谐有度(以此内容写成的论文，先后被《中华新闻报》和《新闻实践》采用)，从而使理论周刊的质量逐年提高，影响不断扩大。
在做好理论评论工作的同时，张登贵积极探索新闻评论写作规律，编书、著书，撰写论文，为新闻评论的学术研究和作者队伍的培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92年，他撰写了论文《顺藤摸瓜与顺瓜摸藤——新闻与言论写作比较谈》，对评论写作与新闻写作的关系作了深入而生动的论述，被评为市新闻论文一等奖。1993年，他主编出版了《明州晨笔——宁波评论杂文精选》，收录了103位宁波籍和在宁波工作的人士的评论、杂文共240余篇，其中不少文章堪称评论杂文的范文， 199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评论作品集《大题小作》，2002年出版《大题小作2》，都受到新闻界和评论爱好者的欢迎。这些年来，他还为宁波新闻界、领导机关、驻甬部队和宁波大学、学术团体讲授新闻评论写作课60余次。近几年，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讲课的范围已越出宁波市。1998年省委宣传部邀请他在该部举办的“高级写作班”讲授评论写作，听课者200余人。2000年12月，省委宣传部和台州市委联合召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讨会，张登贵作为专家应邀参加，并作了发言。
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张登贵把搞好评论理论工作视作他毕生的追求，对工作有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执着，谈工作时那种掩饰不住的激情，使听者情不自禁地被他感染。人们钦佩他所取得的不凡成绩，惊叹他哪来那么多的思想、那么多的评论题材，他的回答是认真、坚持。他经常鼓励年轻的同事说，一件事你只要坚持认真地干十年，肯定能出成绩，“认准了干一件事，就要想法把它干得轰轰响”。他周围的同事，更深知他的成绩、他的睿智、他的夕口泉涌的文思，来自于平时的学习积累、勤于观察和思考。一年365日，找张登贵只要上他的办公室就行。因为他几乎天天都在工作，不是写稿子、编稿子，就是看报、看书，了解国内外动态，研读报刊好文章。他爱人的同事不了解，曾开玩笑地问他爱人“你先生是不是老板，怎么连双休日都不休息?”。有许多好稿就是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写出来编出来的。有一年春节，他每天都在一版专栏发稿，其中有一篇《将门虎女》是他看到一则关于奉化的清洁工人吴雷霆的女儿组织了十几位清洁工人的小孩，在大年初一代父母扫了一天街的新闻有感而发的，稿子见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张登贵的评论反应灵敏，对新闻事件能作出及时的反映，也源于他十分注意了解社情，把工作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除了有目的的调查采访外，吃饭、坐车、购物，都是他了解社情民意的好时机。《一只鸡几条腿》就是他去肯德基吃饭的时候，有感于服务员的一句话而写的；坐出租车他也没忘记跟司机了解情况，《与的士司机聊天》也是由此而来的。
四、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精神
张登贵党性强，守纪律，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坚持“认稿不认人”，对同志从严要求，自己不搞有偿新闻，也不准本部记者编辑搞有偿新闻，而且对有偿新闻现象通过各种途径提出批评。当时理论部在这方面的声誉特别好。同志们有时不理解，他就真诚地进行说服。他说，这方面对同志严一点就是最大的，爱护，及时提醒总比事后批评要好。与这方面的严要求相反，同志们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主动替他们考虑，尽可能地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与帮助，跟他工作过的同志有时也挺怕他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但还是很敬重他，因为他的正气，也因为他的看似严厉外表下对同志的真正关心和帮助。
张登贵一直认为，对同志最好的帮助首先就是工作上的帮助。他在新闻业务上是一把好手，有很强的新闻策划能力，如2000年3月至5月，编委分工他负责宁波日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报道，运用新闻、评论、理论文章等多种手段，在短短两个月中形成了高潮，对全市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华新闻报》专门发消息予以介绍。他有很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又会热心指导年轻人，因此有较高的威望.许多同志工作上遇到困难都爱找他商量，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提供帮助，有时为了讲清一个问题，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理论评论部的同志对此有特别深的感受。有一位编辑说，舍不得离开理论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跟着张老师在业务上能有很大长进。遇到困难的采访题材，他除了出主意，还会亲自带着年轻人去采访。如1999年，他主持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报道，记者在采写批评报道《86枚大印竟盖不出一个房产项目》(后被评为省好新闻三等奖)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关部门的人吵到了报社。他在替记者们顶住压力的同时，带着他们去作深入而细致的采访。稿子见报后的那天，在全市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发挥了党报的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多次受到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书面和口头表扬，也使有关记者学到了不少东西。
张登贵把工作融入到了自己的人生中，工作、兴趣、理想在他身上得到了完满的结合。一个毕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工作的人，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的精神是丰满的，他的人生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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