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广州市政协“知情问政”活动中，停车费涨价但并不治堵成了众多委员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广州市交委摊位前接力穷追猛打、连番追问“现在价涨了但是堵没治成该怎么办？”交委的回复依然是万能金句：“时间还短，治堵成效还没显现。”

　　但交委之前力主停车费涨价时可不是这么说的，今年3月全城热议停车费该不该涨价时交委有关负责人说，据有关方面测算显示，“实行差别化停车收费后，预计近期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流量可降低10%左右，干道平均车速提高4%—5%。”“近期”云云，给人的感觉，似乎停车费涨价治堵可以立竿见影。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8月1日开始涨价，一个月以后《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的拥堵程度不降反升，8月份晚高峰指数范围从2.5至3.2变成了2.5至7.4。对此广州物价局和交委的说法是：用一个月来考察政策的有效性太短，且8月份广州多场暴雨以及暑假出行人员增多，都会导致拥堵“变量”存在。

　　两个月又怎么样呢？前天《信息时报》以《停车费涨了两月，9月比8月堵》为题作了报道。对此广州市交委又有了新的说法：这主要是由于国庆、中秋等重大节假日期间市民出行活动的增加、突发事件等因素，给城市道路交通造成较大压力。不知道10月份是什么情况，到时候交委又会有什么说辞？

　　其实在中国城市越大就越堵，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现象。原因除了我们经常说的城市规划不合理、交通设施落后、交通组织管理水平不高等等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国家，资源都是跟着权力跑，权力越集中的地方，资源就越集中；资源越集中的地方，人流就越集中；人流越集中，想不堵车都不行！

　　如果这个论断可以成立，那么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堵车跟停车费的价格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注意到这两天广州交通电台的《财经郎眼》里郎咸平教授跟另一位教授在争论这个问题，后者似乎是一位“价格杠杆学说”的忠实粉丝，说广州现在的停车费涨得还不够，应该再涨。对这位学者的观点，我完全同意郎教授的说法：胡说八道！

　　堵车并不关涉停车费价格，结果你企图通过提高停车费来治堵，这不是典型的南辕北辙、开错了药么？是，按照交委的说法，一个月太短，两个月也太短，那么你究竟打算探索到什么时候呢？公众又凭什么要为你这种无休止的探索失误买单呢？尤其是，公众凭什么要做你的小白鼠？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公共政策的绩效应该如何评估？经过评估以后被证明不合理的公共政策应当何去何从？现在政府越来越重视各种绩效评估了，我认为公共政策的绩效评估也应当进行，而且因为其牵涉面广、跟公众利益更相关，更应该立即进行，比如广州的停车费涨价治堵就是最新的典型。如何进行呢？第三方评估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办法，但我还是认为应由人大来主持开展———试想这事要是发生在香港，主事者都不知道被问责多少回了！

　　总之这个政策到了非检讨不可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就难言公信、难言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