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昔日辉煌一时的徽商与晋商早已湮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2003年中国内地传媒高调唱响“浙商”之后，苏商、沪商、新徽商、新晋商风起云涌，中国商帮堂堂正正地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商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借鉴徽晋商做强新浙商

　　站在2007与2008年的交界处，由政协浙江省委员会、长三角(浙江)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中国民营企业峰会组委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营经济可续发展论坛——借鉴徽晋商做强新浙商”在杭州举行，一场以徽商与晋商兴衰为参照点，探索浙商乃至中国现代商帮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盛宴正式拉开了序幕。

　　100年以前的1907年，正是晋商“聚宝盆”山西票号到达巅峰顶点的时期，晋商代表之一的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神户、东京等地落地生根；平遥“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然而接下来的1908年却是晋商盛极转衰，亏损千万，走向末路的开始。

　　一百年是一个巨大的轮回，历史将会是简单地重复，还是突破旧时的轨迹，开创一个崭新的“中国商帮时代”呢？2008年之后的浙商又该如何保持长盛不衰呢？

　　晋商富甲天下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是其中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两大商帮。“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正是当时盛况的写照。

　　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依靠与朝廷之间的结托关系，形成了对盐、矿等资源产业的垄断，因而富甲天下，“山西票号”的出现可以看成是中国银行的雏形；徽商辉煌了350余年，有“无徽不成镇”的美誉。然而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红顶商人”成为了徽商的代名词。

　　徽商仁义诚信

　　由于其过度依赖封建朝廷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的缺失，注定了徽商与晋商无法成为主导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是晋商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和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都被浙商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浙商”的提法是在最近的3、4年间才出现的，香港人或许对浙商还有些陌生，但是对以船王包玉刚、邵逸夫兄弟以及前特首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为代表的“宁波帮”应该是耳熟能详。然而宁波帮也仅仅是浙商中的一个分支。

　　“东南形胜，钱塘自古繁华”，浙江，历来都是中国的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得益于地域的优势，晋商很早就与浙商交易丝、绸、茶、米；而徽商东进苏杭而至扬帆入海。徽商代表胡雪岩兼具浙商身份，其代表作胡庆余堂更是以历史见证物的身份留在了杭州，见证了一代“红顶商人”的兴衰；其末代传人、正大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在承继其老财东的经营思想的同时，于20世纪末演绎了一曲现代浙商的新诗篇。

　　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现代浙商与徽商晋商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者:何晖、张文、白林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