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上海书展史上创下了一项新的纪录。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陈正宏告诉笔者，这三套古籍珍贵之处有二，首先是其史料价值，都是选择最优版本；其次就是如此完整的版本市面已不多见，大部分完整版都藏于图书馆、大学。为让读者对这些珍贵古籍有更直观的了解，笔者特搜集了一些当时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以飨读者。(可法海燕)

　　上海首富、北洋军阀与《四库全书珍本》

　　《四库全书珍本》(附箱)

　　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

　　价格:60万元

　　品相:九成

　　1917年1月，张元济利用出身翰林的地位与关系，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直接向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呈文申请，商借京师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影印，但不幸被驳回。此时的张元济，想到了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

　　原来早在1915年，哈同成功印行了皇皇巨著——《频伽大藏经》并大赚一票后，就动起了印行《四库全书》的意向。这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元济那里。于是，张元济便托清朝要臣岑春煊与哈同商谈合作。在岑春煊的安排下，商务印书馆终于得到了《四库全书》一半的承印权。尽管这次筹划最终没有实施，但已让张元济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1924年，张元济准备借馆庆30周年的机会，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2月，张元济派高凤谦进京与清室内务府接洽，预计全书运抵上海后，一年半后开印，五年印完，总投资五百万。最终，清室同意了此方案，并报内务部、交通部、教育部备案，由交通部派专列护送。4月，商务派人到文渊阁装箱，不料仅装了三分之一，就被北洋军阀曹锟的亲信利用手中权力索贿。被严辞拒绝后，这个亲信就借故以总统府公函阻止装运。

　　面对如此横生枝节，张元济亲自致函国务院总理孙宝琦请求放行:“此书关系中国文化，且卷帙繁重，印刷不易，需费尤多，……今敝公司所印，系就原书缩照，定价较廉，意在广为流布。窃维与政府宣传文化、嘉惠中外之意，尚不相悖。何敢为罔利之计？……元济敢妄言，商务印书馆若不印此书，在若干时期以内，必无人能肩此任。此若干时期以内，又不知经几许沧桑，今仅存之三部，恐且为永乐大典之续矣。”《四库全书》的印行再一次中辍。

　　1925年，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爱国学者叶恭绰多次致电张元济，表示政府仍有意印行。经商榷，最终同意按张元济缩印方案实施。但事不凑巧，此时，直奉战事爆发，铁路运输中断。1926年，时局虽暂时平息，但教育部也换了头。新来的教育部次长称:此事不但部中反对者多，且阁员中亦少明白真相者。予以回绝。真应了张元济之前的感慨:“《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此时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帮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告急，古物南迁，文渊阁《四库全书》转运至上海。1933年春，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亲自找到张元济，希望商务印书馆印行《四库全书》未刊本。

　　更意想不到的是，针对初步拟定的《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在教育界文化界内部掀起一场激烈争论。当时，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主张以善本代库本，并得到蔡元培的支持。最后，教育部坚持选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并对《草目》进行讨论修改。至1933年10月，终于编定《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选定书目231种。